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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变迁与发展策略*

栏目:文化教育发布:2022-11-08浏览:2963下载153次收藏

陈宝华

1994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通过“三改一补”政策获得快速发展,并随着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迅速扩张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2006年,教育部在政策文件中首次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2014年,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开始“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2021年,确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如何办好职业本科教育成为当前我们急需思考和探索的课题。本文对职业本科教育相关政策变迁进行梳理,重点聚焦高等职业教育是类型还是层次、谁来承办职业本科教育、如何提升职业本科教育质量等三个发展阶段,同时借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展经验,针对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作初步思考。

一、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变迁

根据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提出并建构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市场、大学“三角协调模式”,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属于比较典型的偏向政府型,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都是在政府出台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积极推进,当然也包括职业本科教育。通过政策变迁的分析,能较好把握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背景和脉络,更好地贯彻落实“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精神,做到保持办学方向不变、培养模式不变、特色发展不变。

1.职业本科教育的萌芽阶段:类型还是层次

我国历来重视职业技术教育,20世纪80年代开始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实践和探索后,在政策文本中逐渐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专科层次的一部分。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起完整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该《决定》首次在政策文本中提到“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和“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认为职业技术教育是区别于普通教育、强调行业特色、自成体系(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一种新型教育类型,而高等职业教育属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级部分。

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通过“三改一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三改”是现有的职业大学、部分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校改革办学模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一补”是少数具备条件的重点中等专业学校通过改制或举办高职班等方式,作为补充发展高等职业教育。199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高等职业学校属于高等学校的一种,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1999年,教育部、国家计委印发《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提出试用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探索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并将其限定为专科层次,具体承担机构包括短期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等。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再次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经过选拔考试符合条件的可以进入本科高等学校继续深造学习。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仅限于专科,所以其和高等专科教育一起统称为高职高专教育,各政策文件严格要求:不允许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200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进一步规范高等职业学校的名称,为了体现职业教育特点,逐步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严格规定:2010年以前,原则上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本科院校。

尽管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较晚,政策文本把其仅限为“专科层次学历教育”,但学术界一直有声音认为高等职业教育不应是层次教育,而是类型教育,并提出积极探索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例如,郭扬(2002)认为,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对于培养技术精英人才的要求,我国应该发展较长学制的高等职业教育——技术本科;石伟平、徐国庆(2003)从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体系发展两个维度,充分论证我国发展技术本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李均等人(2003)认为,高等职业教育“乃培养高级技术应用性人才之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类型,高职应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多个层次”;雷世平等人(2005)认为,发展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对于不断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职业教育结构,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职业本科教育的兴起阶段:谁来办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探索,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职业本科教育也逐渐兴起,谁来承办职业本科教育成为该阶段探讨的重点。

200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职业本科教育因此成为一种可能,至于谁来承办,文件并未提及,高等职业教育的重点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建设。同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决定,重点支持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决定,在原来100所高职院校进行重点建设的基础上,新增100所左右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并要求“坚持高等职业教育的科学定位和办学方向,2020年以前骨干高职院校不升格为本科院校”。

2011年,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对谁来承办职业本科教育提出意见:“对民办普通专科层次学校,如其布局合理,办学条件达标、办学特色突出、无违规行为、毕业生届数在7届以上,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可在原有基础上申请组建本科学校。”同时,强调“高等职业学校原则上不升格为本科学校,不与本科学校进行合并,也不更名为高等专科学校”。因此,职业本科教育先由民办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职业技术大学开始试点和探索。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在已有民办职业技术大学的基础上,开辟本科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学校转型的新路径,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引导一批传统普通本科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转设为独立设置高校的独立学院,鼓励其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定位和转型,并同时强调原则上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或并入本科高等学校。同年,为了更好落实上述文件,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强调现代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类型,并就研究型院校、应用技术型院校及高职院校的分类管理制定更为具体的建设规划方案。在已有传统普通本科高校以及独立学院向应用技术型院校转型发展外,也鼓励本科高校与示范性高职院校加强合作,协同培养高层次应用技术人才。此外,继续强调“原则上现有专科高等职业学校不升格为或并入普通高等学校”。

2019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重申: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一种教育类型,并继续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推动传统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型,鼓励有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举办应用技术类型专业或课程,并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随后,197所高等职业学校成为“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不再重申高职院校不升格或不并入的规定,转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2019年12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6月更名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成为全国首家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

2020年,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就独立学院转设工作作出要求,到2020年末,所有独立学院均完成转设工作方案的制定。同时,推动部分独立学院完成转设工作,并“鼓励各地积极创新,可探索统筹省内高职高专教育资源合并转设”,“学校的名称一般为××××职业大学或职业技术大学”。该文件为多年来苦苦寻求升格机会的高等职业学校注入一针强心剂,在各地政府的积极协调下,几十所高等职业学校与独立学院洽谈合并事宜,并进入转设公示环节。2021年,教育部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加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规范和管理,引导高校科学设置专业。

至此,职业本科教育兴起并进入实践探索阶段,承担该任务的除了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是唯一一所由公办高等职业学校直接整体升格以外,主要是由普通本科院校转型的应用技术型学校、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升格和独立学院(或与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合并)转设的职业技术大学。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信息,截至2021年9月,普通高等学校2756所(其中本科1270所、专科1486所),以“职业技术大学”命名的本科学校共19所,其中12所为民办。对于谁来办职业本科教育的问题,学术界也一直有声音认为应用技术院校专注度不够、民办院校水平不够,还是应该通过遴选优秀专科层次职业技术院校升格为职业技术大学来承办。例如,石伟平、徐国庆(2003)认为有的高等职业学校具有丰富的技术教育办学经验和雄厚的技术教育办学条件,这些学校升格为本科探索职业本科教育,更容易办出技术教育的特色。黄达人等人(2012)提出“专业试办”方案,依托办学质量高、办学资质好的高等职业学校,进行职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邢晖、郭静(2021)认为应用技术本科和职业本科具有非常相似之处,但不能混为一谈,职业本科教育不应包含应用技术大学;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升格举办职业本科教育难以服众,应公办民办“一视同仁”,以办学条件为依托,同台竞争。笔者(2017)认为,通过并不承认自己是职业教育的应用技术大学承办职业本科教育,并不利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甚至存在阻碍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风险。

3.职业本科教育的深化阶段:如何办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探索,由应用技术型学校和民办职业技术大学承办职业本科教育并不被人们所认可,政策文本重点转向在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优中选优,强调办学方向、培养模式、特色发展等三不变,职业本科教育进入如何办的深化阶段。

2021年1月,教育部《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要求,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要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坚定职业教育定位、属性和特色,办学目标是培养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2021年7月,教育部《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提出,增强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性:“以优质高等职业学校为基础,稳步发展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稳步发展的原则是坚持高标准、高起点,并严把质量关。同时,通过专业设置标准、学位授予以及评价机制等,引导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坚持职业教育属性,办出职业教育特色。8月,《关于开展“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强调:“拟设立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须把控节奏、优中选优。”“原则上每省(区、市)不超过2所;独立学院转设事项不受数量限制。”至此,教育部“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强调不允许公办高等职业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的基本政策被彻底放弃。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并要求职业本科教育“三不变”,即办学方向不变、培养模式不变、特色发展不变。同时强调,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以上,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培养质量。原来要求的引导传统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培养本科层次职业人才,变化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这显示在政策文本上不再把应用技术型教育视为职业本科教育的一部分,应用技术型高校也不再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职业本科教育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二、麻省理工学院发展历程与启示

提升职业本科教育质量是当前职业技术大学自身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充分借鉴国外高等学校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职业本科教育的内涵,探讨其发展策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简称mit)自19世纪60年代创校以来,一直坚持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从讲授实用工艺的多科技术学校到科学技术型学院,再发展为研究型大学,并开创创业型大学模式,成为学校与企业、技术与科学、技术与人文等深度融合,顺应、推进、引领产业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高等学校典范。

19世纪是美国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19世纪前半期,产业革命、西进运动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科学教育思潮影响深化,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观逐步成型,社会对高等教育推行实用性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mit首任校长罗杰斯积极响应社会需求,强调科学为基础的实用技术,构建与企业的紧密关系,力求创立一所完全不同于传统古典大学的新教育机构:以教授实用工艺为主的多科技术学校。之后,世界高等教育发生深刻变化,德国洪堡以“为科学而生活”的理念主导柏林大学崛起,美国“威斯康星观念”促使赠地学院兴起。mit历经半个世纪的实践与探索,一方面坚持既动手又动脑的“新式教育”,另一方面吸收柏林大学科学技术研究要素,以及赠地学院直接服务社会发展需求的要素,20世纪初发展成为具有较高社会声誉的科学技术型学院。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高等学校普遍出现财政危机,第九任校长康普顿采取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与科学技术应用研究的结合,强调创新创业教育,把与企业的关系拓展为“政府—大学—企业”的三螺旋关系,进一步丰富了“新式教育”的内涵,并成功把这所科学技术型学院转型为研究型大学,跻身美国顶尖大学之列。20世纪80年代,第十五任校长维斯特继续丰富“新式教育”内涵,挖掘“新式教育”特色,进一步促进大学与企业的深度融合,提升“政府—大学—企业”三螺旋关系,共同推动美国高端技术市场化取得巨大成功,开创创业型大学之先河。何谓创业型大学?美国亨利·埃茨科维茨的《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以mit为例,从两次学术革命的视角,论述大学的职能和使命从单纯教学到科学研究,再演进到服务于经济发展。在研究型大学基础上,创业型大学通过科研成果的转化直接服务于产业和社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据美国波士顿银行1997年报告,mit师生在全球建立了四千多家企业,就业人数超过百万,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

mit能从多科技术学校起步,逐步发展成为科学技术型学院、研究型大学,最后开创创业型大学模式,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高等教育典范,给我们的主要启示归纳起来有三点。

第一,学校与企业深度融合。mit自创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构建区别传统大学的、与企业具有紧密关系的“新式教育”。与企业的紧密关系作为创校基因深深烙印在mit每名师生的内心深处,大家以与企业关系紧密为荣;与企业的紧密关系作为学校文化根植在教学模式改革、产业技术创新、区域发展服务等学术行为中,固化、提升为满足不同时代发展需求的“形神合一”的新教育范式,伴随并支撑着mit经历“多科技术学校——科学技术型学院——研究型大学——创业型大学”的发展轨迹。

第二,技术与科学深度融合。mit自创建以来便谋求实施“新式教育”:坚持既动手又动脑、以科学为基础的实用技术教育。传统科学研究以知识为逻辑起点,以发现知识为目的,这个知识是否“有用”是不确定的。技术研发与传授则基于知识的“有用性”,以求解决实际问题。mit通过与企业紧密联系,敏锐获取或推断商业开发、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核心知识——“有用知识”,并将其融入人才培养、科学研发及社会服务中。同时,mit还采取不同于传统大学的行政运行机制和学术治理模式,充分发挥自身的智力优势,直接(参与)成立科技型企业,把学校的学术属性与科技公司的经济属性有机融合在一起,并都获得广泛、等值的良好社会声誉。这种通过在市场中交换学术资源以创造价值的努力,被学者称为“学术资本主义”。

第三,技术与人文深度融合。一方面,mit作为“新式教育”创校有别于古典学院,但同时也传承了欧洲中世纪大学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特质。另一方面,mit吸收了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赫钦斯的教育思想。赫钦斯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人的发展奠定基础,在于发展人性,而非培养人力;通识教育是最有价值的教育;大学的宗旨在于传播和创造知识,而不仅仅为学生以后的工作服务;职业教育以职业为导向,使受教育者只掌握从业的技术技能,却不了解职业岗位中的基本原理,从而束缚了他们在职业岗位中的创新意愿和能力,也限制了他们未来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mit构建了包括科学和人文教育的健全而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赋予培养目标精神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从而将实用技术教育提升到更高层次:提升道德品格,完善人格修养。

三、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策略思考

职业本科教育作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新生事物,要实现稳步发展,一方面要坚持,另一方面也要创新。坚持就是坚持职业需求导向、服务社会发展,做到职业教育办学方向不变,职业教育属性和特色不变,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不变。创新就是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促使培养目标更契合、培养模式更科学、培养质量更卓越。

1.优中择优,稳步推进

基于目前应用技术大学以及民办职业本科院校的现状及发展愿景,积极探索职业本科教育,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主要依靠独立升格的公办职业本科院校。一直以来,我国高职院校(特别是公办院校)和mit一样,致力于构建区别传统普通大学的、与企业行业具有紧密关系的“新式教育”,具有良好的校企合作基因。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公办专科层次职业技术院校虽然数目众多,但质量和条件参差不齐,因此,试办职业本科教育不宜一哄而上,而应该优中择优,稳步推进。笔者建议,在前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的基础上,遴选部分办学理念先进、办学条件较好、社会声誉良好的公办专科高职院校整体升格为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大学,积极开展职业本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同时,吸取英国多科技术学院“学术漂移”的经验,考虑职业本科教育涉及面较广、探索事项较为复杂,为了避免对其它专科层次高职院校的冲击,建议试办周期不宜太短,至少应设四年及以上。并根据试办情况,及时评估,为后续稳步推进职业本科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2.精准引导,高度聚焦

职业教育的最大特色和亮点是产教融合,这也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产教深度融合无疑是职业本科院校发展的挑战。借鉴mit从多科技术学校到创业型大学的发展经验,产教深度融合至少应该体现在院校具备商业开发、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核心知识,从而顺应、推进、引领产业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层面如何精准引导职业本科教育积极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经济学的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及院校行为受出资方影响外,还受出资方的付款方式影响:“不仅仅是谁付账谁点唱,而且付账的方式也是怎么唱的决定因素。”“支付经费的手段对高等院校及其内部行为者的行为也有着重要影响。”为此,建议政府在加大对职业技术大学资金投入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完善资金支付方式,有效促使其更加贴近市场,更加有利于获取商业开发、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核心知识,突显职业本科特色。例如,把政府专项财政资金与院校通过市场筹措的资金联系起来,按一定比例配套,并且采取“先市场、后财政”的时间顺序配置,避免出现以往传统高等院校向政府抢项目、争资源以及“重立项、轻结项”的现象。同时,为了更加聚焦产教深度融合这个突破点,政府政策层面应适度放权,在确保办学方向不变、培养模式不变、特色发展不变的前提下,职业技术大学具有更多自主权进行改革创新,例如“职教高考”是否成为其招生主渠道、校外实训基地如何科学配置、院校内部如何分配通过市场竞争获取的资源等。

3.优化机制,加大激励

克拉克认为创业型大学的核心要素是组织转型,构建一个能对多样、复杂的社会需要及时作出“创业型反应”的内部运作机制。在实践层面,职业技术大学应充分借鉴mit创业型大学模式,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特别是应用广泛的产业领域,积极探索对社会需求及时主动进行“创业型反应”,运行科学高效,充分体现产教深度融合特色的院校内部运行机制。一方面,真正以社会发展和需求为导向,成立跨领域的研究院(所),有效促进各个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提高应用技术研发能力,直接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现场应用技术支援。例如,成立集成电路研究院,包括理科、工科、文科等多个门类,在中美贸易战及我国经济“双循环”发展等大背景下,为各类企业解决应用技术研发及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内部二级组织资源分配方案、教师职称评聘及考核分配制度等,允许和鼓励教师在专利权运用制度、以研发成果为基础创建技术型企业,以及为企业提供应用技术支持等方面大胆探索与实践。例如,通过提高横向课题自主分配资金比例、允许教师利用校内资源为企业开展生产性实训项目等措施,鼓励教师积极引进企业项目,带领完成基础课学习的学生,在大二大三进行真实项目的实习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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