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嘉晨，阎 静

（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1）

中国共产党在探求共同富裕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系统性的共同富裕思想。 社会生产力的跃迁和时代的变革对于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实践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它们会赋予共同富裕思想新内涵和新实践进路。 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的方兴未艾，将会深刻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进展的历史进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党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一部求索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史。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毛泽东指出： “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 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 而这个富， 是共同的富， 这个强， 是共同的强。”毛泽东明确了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认识到工业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凝练出了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一致性， 只注重发展生产力或只注重分配公平都是割裂二者的内在统一性。 同时， 邓小平也深知实现共同富裕和发展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张力， 在特定的条件下二者并不能同时并举。 共同富裕不可能是一个同步富裕或同等富裕的过程， 只能是一个先富带动后富的渐进过程， 并指出：“共同致富， 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 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生产力整体落后。因此，当时党和国家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效率相较于公平而言成为了优先关注的事项。 此时，共同富裕尚不具备实现的物质条件，未能成为中心主题。但是邓小平也清楚地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共同富裕未能成为中心课题只是暂时性的， 前瞻性地预见了共同富裕将会成为中心课题。在经过全国人民努力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转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已经筑牢。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共同富裕问题， 使共同富裕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课题， 将共同富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 共同富裕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课题源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和使命。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历史实践的过程中，习近平进一步深化凝练了共同富裕思想。 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共同富裕思想丰富的内涵。 第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 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第二，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并举。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质的富裕，更是精神的富裕， 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契合，超越了西方单向度的经济人。 第三，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过度强调经济分配的平均主义，事实上否认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历史证明平均主义只会造成普遍的贫困。第四，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收入差距等的客观存在， 共同富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如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将成为党和人民接下来思考的重要课题。

当今，正在迈入数字时代，数字化将会带来深刻的产业变革和生活变革。 我们必须把握数字时代的脉搏，让数字化赋能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跃迁的过程， 产业结构内部也经历了一系列调整， 将原有的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扬弃为自身的一个子结构， 并在扬弃的过程中丰富自身。 在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时代，其产业结构相对简单，生产资料呈分散状态，生产规模狭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处于相对隔离的状况。 这一切都与生产力落后的状况相适应。同时，也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分散和交往关系的狭隘，长期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打破了这种生产资料的分散状态，“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 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 同时，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着资产阶级打破各民族、 各地区之间的割据状态， 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了，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替代了”。 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 这种庞大生产力的释放深刻地变革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改变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依附状况， 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纪元。 而今正处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过渡的时期，这是生产力长期发展的结果，社会的产业结构必然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 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也会发生深刻的改变。

从共时性角度来看， 数字时代是继自然经济时代和工业时代之后的新时代， 数字经济成为其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既是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也是一种新型产业结构：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 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其突出特征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指的是以数字技术和数据为核心所形成的系统完整的产业链条。 而产业数字化是指将数字技术和数据与传统企业相结合，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优化管理效能，赋予传统企业以新的生机活力。数字技术应用于生产端能够通过物联网的大数据监控、精准分析和及时反馈，优化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成本。数字技术应用于交易端能够使数据存储、计算和传输成本下降，加快信息的流通和传播，优化需求。 至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5.40 万亿美元，规模稳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达到38.60%， 其增长速度达到gdp的3 倍以上。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已卓有成效。 数字产业正逐步取代工业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 并日益地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产业。 数字化同样对人们的交往形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数字产业营造了一个数字化的空间， 将原有的社会生活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 扩展了人们的存在维度和交往维度。 社会关系也更加的丰富，不仅包括现实的社会关系，还包括数字空间中的社会关系。 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与数字化相绑定，出行、购物、医疗等都在经历一个数字化的过程， 这源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度发展。

数字时代使得人们的生产方式、 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革，那么，它又会为实现共同富裕带来些什么呢？

数字时代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就是 “如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问题，其存在一定的内在张力。对于数字时代与共同富裕内在关系问题的解答，能够有效地帮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本部分试从“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问题、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地区差距的关系问题、数字时代与精神富裕关系问题”三个维度进行探析。

1． 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这对于我国的就业和劳动力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业是民生之本，与初次分配息息相关。 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会带来就业的变化和劳动力结构的变迁，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机器人的应用会替代部分简单劳动力，从而增加制造业失业率。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从积极的视角来看，产业的数字化和机器人的应用适应了我国人口福利消失的事实， 有助于从原有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向高水平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从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劳动力结构向复杂劳动和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力结构的转换。在制造业劳动者再就业的过程中， 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如外卖员、快递员、滴滴司机等。 数字劳动产业成为了吸纳制造业劳动者的蓄水池。 数字劳动的兴起带来了数字劳动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