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一、理论创新，科学发展　　

　　报告总结了十六大以来取得的成就，也坦率地谈到6个问题。发展不平衡，体制机制障碍多，收入分配差距大，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感受完全吻合。这种胸怀坦荡的态度，首先给人留下极深印象。其实，这10年特别后5年，非常不平凡。很多中国人喜欢“8”这个吉利数，但谁都没想到2008年会发生那么多事。先是雨雪冰冻灾害，接着就是汶川特大地震。再接着就是　9月15日　，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对我国冲击很大。有的外商甚至因资不抵债弃厂而逃，大批农民工不得不提前返乡。面对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出手、实施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扩内需、保增长的十项措施，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暖。但我们党没有满足于此，胡锦涛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要求以危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没有停；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改革也没放松。尤其是改善民生的步伐最大，一是建立了总人数超过13亿的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二是在席卷西方的“失业潮”中，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连续5年超千万，相当法国总人口；三是每年资助8000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改善了中西部3000多万学生的营养，城市保障房建设的投入也规模空前，我们还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盛事。这期间经济还继续高速增长，总量超过日本、德国而位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超过德国位列世界第一。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一种特殊形势下，我们党为人民做了这么多大事、好事，这么多让世界震惊的事，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执政党可以相比。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对美国大公司的70名ceo搞了一项调查，问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中国共产党竟排第三位，远高于美国总统和国会。这些管理高手认为，中共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以及各种调节手段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　　

　　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历了三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刻，第一次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第二次是党的十六大，第三次就是党的十八大。　　

　　1992年春，我们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89年的“六四”风波与接踵而来的苏东剧变，使邓小平访美和中越边境反击战后，中美因面对共同敌人而出现的短暂“蜜月期”结束，而作为“最大的共产党政权”，对他们独霸全球野心的妨碍，却进一步凸显出来。因此，西方政客连一分钟也没有犹豫，就把新的假想敌目标切换成中国。从经济上打压，政治上颠覆，意识形态上渗透，直到军事上包围遏制，都与当年对付苏联的冷战手法如出一辙。他们得意地宣称：“发源于20世纪的共产主义制度必将终结于20世纪”。因为，世界上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已锐减为5家，土地面积损失70%，人口损失22%。共产党员总数由9100万锐减为6600万。如果不包括中共的5600多万党员，其他所有执政和未执政的共产党党员加起来，还不足1000万，净减少70%以上。国际共运走入低谷，也对我们党内一些人产生强烈的思想和信念冲击。　　

中央为此召开专门的座谈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前苏联东欧为什么发生剧变”？由于意见分歧很大，没能得出一致结论。而党内围绕改革开放政策的争论，却随着形势突变迅速向一方倾斜。有人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动摇了，认为现在“反和平演变”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最严重、最危险的是经济领域，是姓“社”还是姓“资”。有些沉寂已久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家，也重新活跃起来，到处讲话、写文章，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重新审视十一届三全会以来的所有改革开放措施。面对黑云压城的形势，中国如何应对？已经“船到中流”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前进还是后退？问题如同两块大石头，压在中国共产党人心头。而这时又正处于酝酿党的十四大主题和中央领导集体组成的敏感时刻。                                                                                                                                         　　

被基辛格称为“思想最年轻的老人”的邓小平，没有为这些风云变幻所动。他在退休前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苏联 “8·19”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他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说：“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但有些人似乎没有听懂小平同志的意思，包括有的主流媒体，还在“姓社还是姓资”上纠缠不清。1992年春，88岁的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趁自己还走得动时，依靠个人的意志力和影响力，再推中国一把，给正在减速的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南巡讲话”作为党的十四大的定调讲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帮助党克服前进中的犹豫和动摇、迈开发展大步上，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2003年初，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履职不久，就发生了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这时我们才猛然发现，即使改革开放后发展最快的北京，可以成为非碘肆虐的温床竟数不胜数。住满了农民工的空气污浊的地下室，拥挤不堪、极易发生交叉感染的医院，还有缺医少药、没有卫生常识的乡村，疫情在哪里蔓延，后果都不堪设想。在座很多同志都会对当时出现的那种社会恐慌印象深刻。在抗击非碘过程中，内地共付出349人死亡，包括7名部队和地方医务人员殉职的代价。西山八大处的卫生局培训中心院里矗立着一座纪念雕像，是纪念那些奋不顾身地战斗在最前线，牺牲了自己年轻生命的李晓红等白衣天使。她们也为人之妻、为人之母，有许多舍不下、放不下的事。但当人民生命受到威胁时，还是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               　　

通过抗击“非典”，我们党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这条腿长，社会事业发展这条腿短，城乡发展不协调，公共卫生事业明显落后，说明我们的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这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中央最早提出科学发展观。“非典”期间，全球感染8400多例，中国内地就占5300多例，死亡数也超过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当时就有西方人士讥讽中国还是“东亚病夫”。但接踵而来的禽流感，尽管也在世界上闹得风声鹤唳。但让很多带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人惊奇的是，在候鸟和家禽家畜最多的中国内地，只有15例死亡。而只相当我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的越南，死了40多人，印尼死了100多人。时隔一年就发生这样大变化，是与我们党和政府首先在卫生领域提出和践行科学发展观分不开的。                                                                                   
　  因此，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是和我们党不断在执政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分不开的。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诞生和文化大革命及苏东剧变的教训分不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和“法轮功”的兴起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问题分不开。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就和抗击“非典”的斗争分不开。当时，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在他的报告中，做出一个现在看来是惊人的预言，报告说“非典疫症可能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中国可从这场或会演变成大灾难的疫症中汲取经验，崛起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特征，突出反映在我们善于汲取发达国家历史教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