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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栏目:理论文章发布:2012-10-28浏览:2792下载202次收藏

目录  

引论 1  

一.心理扭曲变态者的形象 1  

二.丧失自我意识的顺从者形象 3  

三.有自我意识的反抗者形象 5  

四.走进新时代的异类形象 6  

结语 7  

参考文献: 8  

文献综述 9  

致谢 10  

     


引论  
    张爱玲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正是在这个新旧时代交替的独特社会背景下使她具有独特的眼光,透视乱世,以女性作家细腻深刻的笔触成功的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并通过这些女性形象向女性的精神世界进行挖掘,展示了她们的痛苦以及灵魂裂变,这些女性为了生存而做出许多费劲心机、饱受痛苦而又艰苦的努力。  

一.心理扭曲变态者的形象  
  

  

这类形象是张爱玲小说中表现的尤为精彩的一类形象,她们大多有着扭曲的心理意识和强烈的生存欲望,有着力图掌握人生的想法,却最终被命运抛弃的可怜者,她们既是作恶者又是受辱者,如《心经》中的许小寒,《半生缘》中的顾曼璐,《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其中曹七巧的形象最为典型,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将曹七巧刻画的栩栩如生,成功的将曹七巧的人性扭曲,心理变态以及女性宿命般的生存困境毫无保留的展示于人。《金锁记》描写的是一个发生在旧社会,旧家庭的悲惨故事。其主人公曹七巧是出生在一个麻油店的普通少女,父母在她小时候就相继离她而去,是她的兄嫂将她抚养长大的。小时候的曹七巧的性格虽然任性泼辣但是活泼健康、与人和善,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温柔和贤良。“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1】都十分喜欢她。  

    作为一个女人,曹七巧还是十分渴望拥有一份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归宿。但是,事与愿违,一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打破了她的美好幻想,致使她堕至精神世界的最底层而无法翻身。活泼开朗的曹七巧嫁给了姜家身患骨痨的二少爷:一个整天只能睁着眼睛躺在床上,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看上去像一个没有生命肉体。而这样一个残缺的男人无法给予曹七巧想要的幸福,根本算不上一个丈夫。但是曹七巧在面对金钱的诱惑的时候,她无力反抗只能年复一年的规规矩矩地去服侍她那个所谓的丈夫,“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的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1】在这绝望的让人无法呼吸的婚姻牢笼中,唯一让曹七巧感觉还有点希望的就是姜家二少爷死后的那一点遗产了,那是她用一个女人最美好的青春换来的。  

在这种畸形的婚姻和饱受排挤冷落的生活的压力下,曹七巧无可避让的蜕去了她往日的活泼开朗、纯真可爱,坠入了社会污浊的成规陋习中而无法翻身。但是曹七巧还年轻,无法忍受寂寞的心驱使她吧自己全部的爱和情感寄托在了小叔姜季泽的身上,这也是她身边唯一能够接触到的年轻男子,曹七巧把少女般真心全部都给了自己的小叔姜季泽,甚至对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管不顾,当着他的面直接向他表达自己的心意:我就不懂,我有什么不如人?我有什么不好······   

然而,姜季泽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子,整天在外面胡闹疯玩,欠了公帐上许多钱,对曹七巧虽然有叔嫂之间的调情但却把这事看的非常明白。曹七巧虽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她那样的人品和过往注定得不到他人的善待,也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出现。对于这一点曹七巧心里如明镜一样:姜季泽只是为了钱才和自己在一起,而这些钱是自己用几十年的青春换来的。最终,这场游戏还是以曹七巧识破姜季泽丑恶的嘴脸,并歇斯底里的把他打跑收场。张爱玲在《金锁记》中这样描写: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拌拌,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拂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 痛苦 。但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曹七巧最后的爱情就这样被金钱的坟墓永远埋葬了,而她也在一步一步走向没有光明的黑暗,被牢牢的束缚在金钱的牢笼中,并向周围的人们发泄她这些年心中的压抑和怨恨,曹七巧的人性丑恶以及心理变态也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她彻彻底底的变成了一个疯狂报复的女人,她身边所有的人几乎都成为了她疯狂报复的对象,这其中也包括了自己的儿女。由于自己一生没有得到幸福,所以她就要干涉自己儿子的幸福。儿子长白完全被曹七巧控制,她给长白娶妻纳妾,但是由于自己的性欲得不到满足,她就嫉妒自己的儿子,还挖苦他,是长白不能与自己的妻妾同床,深更半夜只能陪曹七巧抽大烟,东长西短的讨论别人的隐私,听的她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第二天,曹七巧约亲家母来打牌,在牌桌上把儿子昨晚招供的媳妇的秘密全部都宣布出来,羞得亲家母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就这样,在曹七巧残酷的折磨下,儿子长安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使得这个大少爷的幸福生活活生生的葬送在自己母亲的手中。对女儿长安同样也不放过,在崇尚“文明脚”的年代,她强迫女儿裹脚,是女儿无法正常上学读书。七巧为了不让长安离开自己,就惨忍得让长安也吸上鸦片。曹七巧还多次可以破坏女儿长安的婚姻,致使长安三十岁还没有嫁出去,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心爱的男朋友,订了婚并且为了未婚夫戒了大烟,可是却过不了曹七巧这一关。为此,曹七巧还恶骂女儿长安不要脸,向求婚者暗示长安曾有过烟瘾,强逼女儿长安和未婚夫解除婚约。就这样,曹七巧以变态残忍的方式亲手断送了自己儿女的幸福。家庭原本是温暖幸福的港湾,母亲应给予儿女无私神圣的母爱,然而这一切在曹七巧身上已经泯灭殆尽,她的理性、她的良知都已经被她内心的欲望和黑暗的社会掩埋,使她变得没有内疚,没有羞耻之心,有的只是残忍恶毒、心理扭曲。曹七巧的人性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已经达到了极致,让人感到愤怒但却又无奈。  

    曹七巧的悲剧命运只能说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她的一生都在做着绝望的反抗,既要与周围险恶的环境做反抗,又要同自己的内心作斗争,但是最终还是无法挣脱宿命的必然结局。在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下,她在金钱和情欲面前失去了理性,人性逐渐扭曲,并且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心理扭曲的变态者形象。  

二.丧失自我意识的顺从者形象  
    人的本性中人性欲望的扩张、无意识的错误、未加思索的愚蠢以及坏人的陷害导致的悲剧更惨然,更令人颤栗。主人公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由于她无意识地犯了错误。张爱玲在小说中塑造的一些女性人物形象,也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浮萍无根,任凭雨打风吹去,在看似顽强的生命意志背后,是对无法把握的生命的无可奈何。悲剧却在于我们的主人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有了那一份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便苟且于世上。如《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都是在动荡——安稳——动荡中度过,最终落得个孤孤零零,苦度光阴。《金锁记》中的长安,一生都在母亲的安排下走向没有光明的黑暗。长安是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成功塑造的又一典型女性形象,她是曹七巧的女儿,出生在一个新旧思想冲突的年代,从小就在曹七巧的压迫下长大,对于母亲的残忍折磨她逆来顺受。作者在《金锁记》的后半部分从长安的裹脚、上学、吸毒、恋爱、分手来描写长安的性格变化和发展。  

    在长安十几岁的时候,她和其他同龄小孩一样,内心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幻想,同时也正是她形成她独特性格的时候。但是她的母亲曹七巧却把自己内心的压抑和怨恨施加在长安身上。“父母感情不和降生的孩子,常使母亲的怀恨心与责任感交织搏斗,母亲仇视孩子,又不得不压抑这种倾向,潜意识中,隐藏了伤害孩子的意念。”【2】于是长安就在母亲曹七巧的强迫下裹脚,虽然长安有过反抗,但是内心的懦弱和无自我的意识致使她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母亲的恶毒。之前长安也屡次受到母亲的残害,只是这次的裹脚是母亲对长安心灵上的残害。虽然长安的脚只裹了一年多又被母亲放了,但是那双受伤的脚和受伤的心灵却在时刻提醒自己母亲的残忍可怕,这种恐惧也为她独特性格的形成埋下伏笔,也是她后来为什么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退让和妥协。  

    曹七巧在“看见大房三房里的儿女都进了洋学堂读书”时【3】,出于内心的嫉妒和攀比心理把长安送到女中去上学,而这半年的学校生活也是长安最怀念的。因为上学,她第一次有机会脱离母亲的魔爪,并且幼小的长安发现外面的世界没有家里的阴暗和压抑,让她第一次体验到了美好,因此她的内心有一种渴望美好的幻想。然而,事与愿违,随着一条床单的丢失自己的学校生活也随之告吹,即使她是那么的渴望上学和美好,但她却不敢反抗曹七巧的决定,最后只能用放弃来妥协顺从。长安的懦弱,无自我意识在这次顺从中悄然形成,这也暗示着后面她必然会放弃童世舫。  

    自从长安被迫退学后,她就只能整日在家与母亲为伴,渐渐的也受到了母亲影响“喜欢是小坏,干涉家里的内政。”【3】而这些只是表面的影响,真正影响长安并使她逐渐向她母亲靠拢的是吸毒。“在长安二十四岁那年发生了痢疾,七巧不替她延医服药,只劝她抽两桶鸦片,果然减轻了不少痛苦,病愈之后,也就上了瘾。”【3】在吸毒之前,无论是被强逼裹脚还是被迫辍学,长安都是以一个受害者形象出现,她软弱的顺从着自己的母亲。而在吸毒后,长安的性格逐渐发生变化,曹七巧性格中的残忍阴暗和急躁易怒也慢慢的注入到长安的体内,致使长安变成了一个既懦弱又乖戾的个体。  

    曹文书曾经这样描述像长安这类的人物:“封建旧家庭最后的一代人大多亲眼目睹了父辈的荒唐,父母之间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在绝望中的堕落与沉沦,旧的家庭旧的伦理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曾产生了有形与无形的影响,但幸运的是他们生长于新的时代,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有不同于父辈的人生追求与情感选择,无疑是充满希望的一代。”【4】而对于长安来说,和童世舫的恋爱就是对这希望的追求。长安由于整日被七巧束缚在身边,因此她已经厌恶这种在母亲控制下的黑暗生活。在这时经过长馨的介绍,长安和童世舫开始相识、相恋,爱情让长安原本如死水一般的生活开始荡起涟漪,爱情使她放松和愉悦,让她又回想起了上学时候的美好时光,而当时长安内心那种渴望美好幸福的梦又被唤醒了,于是她把这次恋爱看做一次机会牢牢地把握住。为了爱情,她开始戒烟,内心有了想摆脱母亲控制的想法,和童世舫的爱情是她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日子。然而,当她看到自己的愿望即将实现时,曹七巧的阻挠使这个美好的肥皂泡瞬间破碎,这个伤害对长安是致命的,也为她最后的疯狂做了引笔。  

    长安的性格和她所处的的社会决定了她悲惨的命运,母亲的残忍变态和长安内心的软弱致使她最终同意和童先生分手,虽然她内心有着主动去追求幸福的渴望,但在曹七巧的魔爪下也悄然熄灭了,长安的精神也就此崩溃了。回顾长安的一生,她自身的懦弱和无自我意识,以及母亲曹七巧的变态,注定她会以悲剧收场。类似于长安的女性还有《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葛薇龙,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虽然她没有上升到反抗的层面,但这无不体现女性意识的逐步苏醒。  

  

三.有自我意识的反抗者形象  
    张爱玲的作品大多是以女性为题材,而且她笔下的女性多为悲剧人物,但是也有不服输、不认命,有自我意识的反抗者形象。例如,《茉莉香片》中的言丹朱对生活充满信心,《倾城之恋》中柔弱白流苏,她有着一颗强悍的心,是一个具有自救精神的特殊女性!  

    白流苏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封建家庭—白家,她内心既有着那个年代的守旧思想,又有着突破命运的新思想,也正是种矛盾致使了她后来的离婚。她不想把自己的青春白白浪费在一段没有幸福的爱情,于是她选择了自己的路——离婚。“她以一个离婚女性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这个身份就足以充分说明白流苏是一个不委屈求全,不屈服于命运安排,并有着强烈自救精神的非凡女性了。”【5】在白流苏离婚回到白公馆之后,受尽了白眼和兄嫂的侮辱,每日忍气吞声,受尽了委屈,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在何方。在白流苏离婚的丈夫死后,冷漠残忍的兄嫂逼迫她回到唐家“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寡妇”【5】,面对着家人的排挤和冷落,她明白除了自己嫁给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否则她将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所以在她看到范柳原后,让她感觉似乎看到了希望,她拿出自己百分百的精力和智慧去攻守这场“爱情之战”。  

白流苏和范柳原交往是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的,而且是早有预谋的。凭借白流苏的美貌想再找一个人嫁了是很容易的,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在认识范柳原之后,她便知道自己必须牢牢抓住这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于是,她在和范柳原交往的过程中用尽心思,她利用女人的优势“以柔弱示人,以退为进,以弱胜强”【5】,而目的只是为了得到范柳原的承诺—一纸婚约。然而流苏也随即掉入了一个别人看似美梦的噩梦当中—一个百口莫辩的甜蜜陷阱。范柳原把白流苏带出了那个悲剧的命运,带出了那个封建的家庭,带入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零落和刺耳的嘲讽,有的似乎只有恋爱和浪漫。但流苏明白,他只是把自己带入了另一个悲剧世界里,也许自己只能永远做范柳原的情妇。两个人步步为营勾心斗角,看似相爱了却谁也不敢先爱对方。但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白流苏只能痛苦地屈服,谨慎地试探,她害怕在这次“赌博”中赌输,而且也输不起,所以她不能不处处小心。于是,白流苏对范柳原的若即若离,正是白流苏的聪明过人之处,如果白流苏与其她女子一样,只是单纯对范柳原痴情的话,那么白流苏的命运也将会和那些女子一样了。然而她没有这么做,为了自己的生存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内心,将自己的命运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这在当时的女性群体中是少见的。这也足以说明白流苏是一个懂得自救,坚强抗争的奇女子了。  

在《倾城之恋》的最后,张爱玲这样写到: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处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麽圆满的收场。她给了流苏一个尚算圆满的收场,并且把白流苏成功的塑造成一有自我意识的反抗者,一个不受男人支配、摆布,具有强悍的自救精神的特殊女性,一个以自己的老练与智慧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并且最终成为了婚姻竞技场上的胜利者形象。从作者对白流苏的描写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张爱玲内心的女性意识,而且也看到了旧时代的女性是如何在困境中抗争命运和改变命运的。  

四.走进新时代的异类形象  
《半生缘》是张爱玲几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在作品中张爱玲以细腻的手法刻画了顾曼桢这个女性形象,与张爱玲笔下的其他女性形象相比,顾曼桢是一个走进新时代的异类。她有着比较现代的观念,并且努力构造自己的社会价值,摆脱姐姐顾曼璐和母亲传统的女性价值观念,以事业的成就改变自己家庭背景的特殊性,通过实现个人价值来自我救赎。回顾张爱玲笔下的其他女性形象,从曹七巧到姜长安再到白流苏都不曾有过这样现代化的观念。  

在三十年代温婉、凄迷的旧上海,顾曼桢虽然出生在一个不光彩的家庭中,但是有着刚强与自我的牺牲精神,她极力扭转社会对其家庭背景的负面评价,改变以家庭背景来断定个人价值的旧式思想,努力地创造自我价值,争取社会对自己的认同,摆脱长期困扰她的背景问题。在曼璐搬走之后,她独自养家,毫无怨言。唠叨的祖母、焦虑的母亲、至亲又至远的姐姐、形形色色的男人,曼桢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光彩的,可是她却在她的世界里,漂漂亮亮地活着。虽然世钧在初识她的阶段,认为她天真、羞涩,还有些世故,但是她的世故决不含机谋与暗算,最多只是矜持与自卫。曼桢几次拒绝世钧的求婚,但并不是不爱他,她爱世钧,不是因为他家有钱,而是怕自己家庭负担太重,会影响他的事业上的前途,同时也由于她性格的刚强和前面所提到的价值取向,使她不愿意过早的和世钧结婚,这些无不体现曼桢内心的善良,坚强和新时代女性的价值观。与世钧的爱相比,曼桢对爱情的执着要远胜于沈世钧。曼桢在受害被禁闭之后,竭力反抗,历尽艰难,直至逃脱,其力量主要来自对世钧的爱情,来自对爱的信赖与期待。当听到世钧和别人结婚的消息时,她“两只手掀在窗台上,只觉得那窗台一阵阵波动着,也不知道那坚固的木头怎么会变成像波浪似的,捏都捏不住。”【6】她无法忍受世钧对自己的背叛,不管别人对自己怎样坏,就连自己的姐姐,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世钧这样地使她伤心。可见,她对世钧爱的有多么深,她爱得有多么辛苦。人们普遍认为,顾曼桢的悲剧,沈世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确实,沈世钧的软弱妥协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曼桢,但是最终使曼桢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因素是传统女性生存能力的微弱。从曼桢母亲的一生中,她清楚的认识到传统家庭对女性的束缚和人格的依附。母亲的一辈子都被牢牢地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自我封锁,得不到任何条件去发展其生存技能,无法从社会上获取生存资料。结果只能终身依附于丈夫、家庭,一辈子做别人的附庸。”【6】能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顾曼桢是一个走进新时代的女性,但即使是这样她还是没有能摆脱悲惨的结局。她虽然走出了“家”这个狭小的生存空间,但却始终无法走出当下社会的生存空间,无法摆脱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也注定她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在曼桢和世钧相隔几年的再次相遇,两人相拥在一起,曼桢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这句话道出了遗憾与无奈,以及对命运不公的控诉。曼桢在命运之神的摆布和拨弄下,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自我的价值观和自我的牺牲精神。为了姐姐、恋人、儿子,把自己的生命和感情一点一滴地消蚀殆尽,爱的付出换来的却是一场悲情,到头来,顾曼桢只换得花开花谢一场空罢了。  

顾曼桢是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女性,有着比较现代的思想,这在张爱玲以往的小说中从来没有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张爱玲的自画像。张爱玲将“自己少年时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的恋爱经历赋予曼桢的同时,也赋予了曼桢叛逆、坚强而又不失温存的性格。”【7】通过实现自我的价值来改变命运,成为一个走进新时代的异类形象。  

结语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现代文明的外壳下,依然包裹着一颗最典型的封建式的灵魂。她们渴望从现存的生活状态中出逃,却又被几千年积累的女性奴性心理所牵绊,她们的生存状态,依然让人悲怆而心酸。她们找不到安放自我的所在,只得依附于男性,在心狱中过着非人性、非女性的女奴生活,并且,永无救赎。  

参考文献:  
[1]张爱玲.《传奇》.出版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23-56页  

[2]宋家宏.《走进荒凉》.出版地:花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10-34页  

[3]谢昭新,吴尚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上).出版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                                 版,45-68页  

[4]曹文华.《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12-38页  

[5]杨小兰.《柔弱背后的强悍》(《社科纵横》2004年19卷,第4期):14-19页  

[6]麦凤庄.《救赎与毁灭》(《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23卷,第3期):8-14页  

[7]卢宽慧.《将生命撕碎了又拼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校刊》2003年14卷,第2期):3-7页  

  

  

  

  

  

  

  

  

文献综述  
    张爱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她是一个特殊且重要的作家,她的特殊性不仅来自她一生中传奇的生活经历,更来自于她留下的一系列传奇作品。在这些传奇作品中,作者描摹出了一系列处在当时沪港洋场上的“现代文明”和日趋没落衰亡的封建文化冲突交错中的病态女性,这些特殊的女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这些女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下就是学者们的一些观主要观点有:  

  1.林幸谦在《女性主体的祭奠》文中谈到:通过有关性别,权力和情欲的视觉,探讨张爱玲笔下女性人物的复杂关系,分析女性之间的各种冲突与矛盾问题。  

  2.姜宛铮在《无奈与苍凉-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生存状态》(《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2008年,第5期)中谈到:张爱玲的小说多对女性世俗性生存进行还原式的描写,在这种描写中,透视着她对女性悲剧性命运的清醒认识,她以  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书写了一曲曲人性的悲歌,女主人公们或是丧失了爱的本能做了婚姻  的奴隶,或是为了金钱放弃亲情,或是失去理性产生了精神的变异和扭曲,她们共同构建了一个苍凉的世界。  

  3.王海兰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透视》(《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6年14卷,第6期)中谈到:张爱玲是个典型的用女性话语写作的女作家,她巧妙地利用写作这一方式,展示与演绎了在父权社会体制下女性被侵压,被凌辱的历史本相,同时对女性“几千年已习惯为奴,甘愿为奴”的原罪意识进行了披露和讽刺。  

  4.陈雯在《论张爱玲和琼瑶笔下的女性形象》(《语文学刊》2004年,第3期)中指出: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新旧时代,成长在新时代,在她那“奇迹”般的作品中,描绘了一系列处在当时沪港洋场上的“现代文明”和日趋没落的封建文化冲突交错中的病态女性,打碎了亘古以来的女性神话。   

 5.易虹在《遥远而亲近的张爱玲》(《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7年专刊)中谈到:张爱玲用自己的笔几乎触及到女性内心深处所有隐秘的角落,书写了她对女性的脆弱和邪恶的深邃洞察及敏感透视,把少女深层的传统意识作了全面自觉的曝光。  

    以往学者们对张爱玲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探讨,大多是从这些女性的心理和悲剧命运方面进行分析的,对这些女性的形象研究还不够完善;本文拟对这些女性形象进一步探讨,从这些女性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状况,思想性格等方面对这些病态女性的悲惨命运进行具体分析。  

致谢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毕业论文《试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终于完成了。这是我辛苦努力的结晶,同时论文的成功完成也与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常小鸣老师的耐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从论文开题到定题、从开题报告的修改到论文初稿的修改,再到最后论文的定稿,常老师都是不厌其烦的给我讲解和指导,我要发自肺腑地感谢帮助和指导我的指导老师—常小鸣老师,衷心感谢您的无私指导和帮助。在开题初期常老师十分耐心地帮助我选题,并且认真地指导我的开题报告并不厌其烦的帮助我延生论点,制定分论点。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方面的问题,有专业上的问题,也有论文格式上的问题,但是常小鸣老师都一一指导我进行格式修改和文字润色。在论文指导过程中常小鸣老师以其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一次对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常小鸣老师致以我崇高的敬意。  

此外我也要感谢论文小组的同学们,在讨论中,她们帮助了我开拓了思路。提醒我及时修改论文,在我不方便去学校的时候,一次次的帮我送论文,非常感谢你们的理解和帮助。  

最后,我还要衷心地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专家、教授,谢谢你们给我的论文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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