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城镇化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2010年城镇化也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新亮点，解决“三农”问题要走出农村、减少农民，这已经从根本上概括了城镇化对于未来我国农村发展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当前各地区积极探索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城镇化建设被赋予了时代的重任，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可选道路，但是城镇化建设中出现了各种新问题，要应对这些问题，探索城镇化建设的合理方案，必须深入到乡村社会的经验逻辑中，通过经验的比较分析及时发现问题，防止诸如被城镇化、侵蚀基本农田等不良问题的出现，同时寻找不同地区城镇化的动力，归结出适合不同区域农村发展的多元城镇化道路，让城镇化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主导力量。

一、代际替换与城镇化建设的选择

三十年前，费孝通看到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对城乡格局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小城镇”的相关理论构想。小城镇不仅可以带动周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中国农民的生活质量，更可以成为体制改革中新旧力量交接的缓冲带，费孝通形象的称之为“蓄水池”。亦即是，小城镇不仅可以为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提供交融空间，还能够调节城乡人口的流动，缓解因人口过于集中带来的城市病。小城镇建设是以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富裕与乡镇工业的产值大幅度增长为基础的，费孝通认为乡镇工业不会损害作为农民基础的农副业，而且能为国家财政收入作一定的贡献，同时主动地承担起支农、补农和养农的责任。这就可以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劳动力来实现乡村发展的目标，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劳动力在当地就业，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建设小城镇，就可以有效抑制农村资源的外流。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生活世界在家乡，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补贴家用，进城赚钱是为了回乡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保证农民大量的务工或经商收入可以不断的流回到村庄，村庄变得更加繁荣。在小城镇就业，就会有时间耕作自己的土地，利用土地上的粮食、蔬菜等基本产出解决吃饭的花费问题，这样可以节省出一笔很大的开支。同时，这一代农民工非常珍惜自己的土地，这是他们落叶归根的地方，土地仍是他们年老后维持生活的基本保证，这样也可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

小城镇建设在理论上来讲非常符合逻辑，国家积极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江浙等沿海地区的乡镇工业得以发展，这些地区的小城镇建设的较好，农民也过上了体面的生活，甚至很多乡镇发展为经济发达的城市。但是中西部地区的乡镇经济基础较差，不具备工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维持乡土工业发展的潜力不足，加上整个宏观经济环境较差，纷纷上马的乡镇企业不久就陨落马下，以乡镇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小城镇建设策略难以推行，城镇化建设被暂时搁置。大部分内地农民逐步流动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为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农民再次为国家工业化、城市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与城市的差异越来越大，积极的城市化战略成为新时期的选择。

新时期中国模式发展的困境仍在农村，农村的发展成为制约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家全力支持农村发展，但是单纯向村庄进行资源输入的模式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在资源转移中损耗过大，产生了较多负面影响。村庄资源仍然由于城市的巨大吸引力而不断外流，农村面临衰败的危险。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群体发生了明显的代际替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的民工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影响较深，他们渴望城市绚烂多彩的生活，已经不愿陪同父辈继续留守农村，进城打工的目的就是留在城市，他们开始追求“离土离乡”的城市生活。但是父辈没有创造足够的财富让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大城市，能够留在城市的仅是少数运气较好的人。在乡村与城市的徘徊中，很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县城。县城的房价较为适中，经过几年的努力加上父母多年的积蓄，能够实现在县城定居的目标，于是两代农民积累的财富开始从村庄流向县城。这时国家也积极推行城镇化进城，地方政府有了发展县域经济的动力，国家、地方政府与农民都在为城镇发展做贡献，以县城或中心镇为中心的城镇化建设成为时代的新任务。

二、新时期城镇化建设的机遇与优势

推进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走的阶段，也有利于提高各种市场要素的配置效率，是破除城乡二元隔阂的重要通道，于是在三十年后，被搁置已久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又重新踏上征程，从当前的国家的整体国情出发，新时期的城镇化建设具备三个时代优势：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与生存理念转换。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觉醒，要求更高的工资与保障性待遇，不再为沿海地区低劣的工作付出劳力，与之相比，更愿意在内地一般城市选择较为体面而有保障的工作，当前城市“用工荒”的出现是这一逻辑的最好的体现。很多农民工多会在家乡附近的县城买房，在距离县城较近的大中城市务工或者经商，相比大城市局促的居住与生活空间，在县城生活则更为舒适。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为城镇化建设注入了更多的资源，成为当前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第二，国家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2010年一号文件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关键就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长久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给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城乡户籍差别所带来的家庭保障、子女教育和身份歧视等问题制约了他们在城市的发展，农民很难分享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城乡差距不断增大。当前，国家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同时，中央将完善加快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在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时支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以后国家还将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让农民获得了真正进城的条件。

第三，强县扩权使县级政府的发展空间扩展，自主发展的动力增强。中央近几年在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推动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放管理权限。强县扩权这项地方性行政体制改革，试验区域正从原来的浙江迅速扩展到江苏、山东等地，得到各方的积极回应。其是以财政体制的“扁平化”，渐进带动行政体制的“扁平化”，最后以体制改革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依据试点区的经验，随着财政体制的“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