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的关系为视角，从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保障问题入手，在分析村民自治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上，对村民自治所依赖的规范性文件——村规民约的部分内容的“合宪性”进行了质疑，这也是导致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到侵害的源泉。
 
    关键词：国家法；民间法；村规民约；村民自治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侵犯
 
    近年来，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保障问题成为新的社会焦点。以承包土地为例，据全国妇联对30个省市区202个县1212个村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没有土地的人群中，妇女占了七成；有26.3％的妇女从来没有分到过地，有43.8％的妇女因为结婚而失去土地，有0.7％的妇女在离婚后失去了土地。而这些数据的披露，一方面是因为普法下乡的开展，农村妇女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是城市化的进程，在使得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的同时也体现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据广东省人大信访办、省妇联、广州市妇联统计：2000年共接待出嫁女来信来访192宗，1659人次，大多是集体上访，而且集体上访的比例在逐年上升。在采取诉讼途径的多起案件中，尽管法院支持了妇女的诉讼请求，但判决却遭到了被告村委会的严重抵抗，且大多数情况下由县领导出面，会同乡镇领导一起到村委会做工作，才使得妇女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这样的尴尬与我们轰轰烈烈的开展普法下乡的活动是不搭配的，说明了法制统一的进程在民间遇到的挑战。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村委会负有宣传法律法规的职责，但在其具体执行土地任务的时候却抛弃了法律选择了村规民约。《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和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了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更是对农村妇女尤其是出嫁女的土地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然而，这些国家正式法在农村却失去了信仰，或者说，它遇到了民间法这种“地方性知识”的强烈挑战。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遭受的种种侵犯，实际上正是村规民约等民间法效力的体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出嫁女的土地权利问题。
 
    在乡村社会里，法律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并不同步，或者说，生活于社会状态下这一事实是法律的历史的基本事实，法律的发展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这种法律的发展就是完全自然的社会进步及其结果。人类是无从逃避的，就像不能避免其物质躯壳的束缚力一样。人类生活一直是社会存在，这一真理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人是社会动物”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脚步没有迈到农村之前，妇女土地权利的救济问题不会如此凸显，正是随着法治教育普及到农村，国家法与民间法这两套不同的规则同时作用于了妇女身上，她们的土地权利保障问题才成为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二、国家公权的真空地带
 
    我们或许会天真地想：“如果国家权力能从上到下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就好了”。可事实上，不管是古代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如今，国家权力都很少能真正做到统摄每一个角落。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古代中国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集中体现在国家税收方面，政府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统治民间生活，其势力范围主要限制在县城及其附偏狭的地域之内。”
 
    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权力的强化曾一度到达了顶点，为摧毁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以及一切落后的封建意识形态，共产党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运动。这些疾风骤雨般的运动在瓦解封建制度及其封建意识的同时，也将农村社会动员成了一个高度的政治社会。随着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出现并制度化，国家权力进行了紧缩，农村又慢慢出现了传统的宗族势力和习俗礼仪。尤其是实行村民自治以后，乡（镇）成为基层的政权组织，村（行政村、自然村和村民小组）则由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实施管理。据估计，从1982年各地开始建立村民委员会试点，到1985年，全国一共产生了大约94万多个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几乎每个村都制定出了独具特色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的地方性、无所不包性和它的对抗性使其作为一种“活法”，受到了农村村民的广泛拥护。
 
    农村社会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及地缘基础上的“熟人社会”，而国家法律是建立在陌生人社会基础上的行为规则，国家不能对农村社会提供足够的或适销对路的“法律”服务来保持这种自发生成的社区秩序的稳定。根据哈耶克的理论，中国农村社会型构的社会秩序就是一种生成的“自生自发秩序”，而不是建构的“组织”或“人造的秩序”。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在一个仍然保有若干乡土社会特征的社区里面，日常生活所固有的逻辑，与体现于一种处处以个人为单位的现代法律中的逻辑，这二者之间往往不相契合（且不说在历史渊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