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降低成本已成为当下全世界的消费者、政府和经营者的重点。但需要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消费者侧重于降低消费成本，政府侧重于降低社会成本，经营者侧重于降低经营成本。与此同时，国内外也进入了缺乏诚信的高发期。因此，提高诚信是降低成本以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重中之重。其重要性就在于不仅有助于保护集体经济，更有利于其长远发展。而提高诚信则需采取进行诚信宣传教育、制订与实施诚信制度、用诚信规范经营者行为、建立诚信利益机制等多种方式。
 
    关键词：金融危机；降低成本；提高诚信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集体经济经营者（包括商家、厂商等）如何辨别和把握这一时期的重点，不仅事关生存，而且是关系到未来发展的首要问题。
 
    一、降低成本是当下世界的重点
 
    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寒冬，各国消费者、政府和经营者各施奇招，或不断推出花样翻新的救市方案。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行为的背后，其实都围绕着一个重点——降低成本。生存毕竟是第一要务。虽然如此，但需要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消费者侧重于降低消费成本。在金融危机肆虐下，各国消费者的货币不断减少，生活拮据，而不得不想方设法的节约开支，以降低消费成本。如曾为名牌疯狂的日本人也“屈尊”眷顾便宜货了；在号称即使世界上最难销售的产品也能找到买家的伦敦，如今销售高档商品最具人气的牛津街上冷冷清清，反之廉价商场却挤满了购物者；甚至连英女王也在不遗余力地降低消费成本了。如白金汉宫的房间无人时要求关灯，宴会的剩余饭菜都要求重新烹调食用。经济发达国家尚且如此，有着勤俭节约传统的中国消费者更是发扬光大。868元一件外套、1999元一双限量版鞋子、398元一件衬衫、490元一条牛仔裤，这是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杨小姐2008年5月份的消费清单。如今的她是能省就省，名牌店是绝不逛了，即使需要购物，大多也是采取网上“团购”方式，以便获得更多打折机会。
 
    政府侧重于降低社会成本。经济不好，以往不绝于耳的去政府化、大社会小政府等论调已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政府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支付的社会成本也越大。社会成本，在当下主要是维护和稳定社会的成本。日子不好过，社会也容易出现动乱。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10多个国家已出现了街头骚乱，冰岛、匈牙利、捷克等国首脑甚至被迫下台。为避免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有能力的政府总要防范于未然。社会成本可用货币支付，也可用国有资源化解。但政府所掌控的货币和资源毕竟有限，因此在支解社会成本时大都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如中国的家电下乡，政府为购买者支付13％货款，但有三得：消费者得到实惠，企业得到市场，政府得到民心。又如中国适时加大交通基础建设，虽投资巨大，但意义现实且深远，并能产生保就业、保增长、降低消费者和经营者成本等实效。在现代生产和生活中，所有的经营者和消费者都离不开物流。厂商需要运输原材料和产品，商家需要从产地运送商品到市场，消费者有时也需要寄个包裹或快件。这样一来，物流就具有了中间和终端消费价格二重性。所谓中间消费价格，是指物流业将其产品销售给所需者的价格。所谓终端消费价格，是指产品的出厂价再加上中间消费价格后，最终显示在消费者面前的商品价格。因此，任何商品之中都包含有物流成本——这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隐形的成本。搞好交通基础建设则可通过降低物流成本，进而传导到消费和经营成本。据说，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公路一开通，当地每瓶啤酒就降低了0.3元。对于交通基础建设的重要性，印度邦长班浩然深有体会。他认为，中国的高速公路非常发达，机场和港口设施非常完善，产品从工厂到机场或者港口，可能只需要2-3天。但在印度，这一过程可能长达7-10天，尽管印度一些产品的成本可能比中国更低，但加上交通费用，就很可能超过中国。
 
    经营者侧重于降低经营成本。生产和销售必须与需求相适应。因而，当需求趋于降低成本时，经营者也伺机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众所周知，经营成本是构成商品价格的基础。如果在廉价为王时降低经营成本是大势所趋，那么，对于中国的集体经济来说则是逼上创新之路的大好时机。中国集体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其中还有许多乡镇企业。这些出身于农民的企业家，管理企业就如同精耕细作的水田一样，已使其资源发挥出了最大的潜能。在这种状况下，水田要想获得更高产，就要引种袁隆平的超级稻，而企业要将成本降到更低则应走创新之路。据报道，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抵御寒冬，潮州一家生产陶瓷的企业进行了两项创新：一是采用可替代品，以降低原材料成本；二是改造窑炉技术，以降低能耗成本。结果是增加了产量，降低了生产成本，还使产品销量增加了40％。降低成本除了是随行就市的需要，也可为经营者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早就说过“……商品的低廉价格，便是它用以摧毁一切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