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犯罪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产生的，与二元制社会结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管理机制密切相关，社会的变迁与文化冲突给农民工提供了犯罪的契机。农民工犯罪是多种社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预防农民工犯罪问题，必然要从建立良好的社会政策入手，拆除二元社会结构、建立服务型管理方式、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农民工；自救式犯罪；二元社会结构；文化冲突
 
    农民工犯罪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社会阵痛。基于此，分析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因素，寻找农民工犯罪的社会预防对策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工犯罪现状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城乡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松动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推动，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怀着对城市的向往和改变自身生存处境的强烈愿望，大规模地从乡村流向城市。经过20多年的延续与累积，这些“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农民已形成了我国社会结构中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是基于多种社会因素而形成的特殊群体，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他们有着自身的特性：以男性青年人口为主；受教育水平偏低；生活工作条件恶劣，大多从事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受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处在社会的边缘。
 
    农民工生活、工作在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生长于农村却又弱化了与农村的联系，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是一群被称作城市候鸟的人。为了生存，农民工在一种城市与农村的“夹心状态”下奋斗着；同时，他们的群体心态亦受到了莫大的损伤。于是，他们无奈地选择了犯罪的方式，做最后的抗争。
 
    据公安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流动人口的犯罪比例很高，已成为城市治安管理的一个突出问题。流动人口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已经占据各个城市不同人员犯罪的首位，而占流动人口80％左右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共认的高犯罪群体。
 
    流动人口中有职业化犯罪与非职业化犯罪的区别。农民工犯罪多数为非职业化犯罪，其主体即以犯罪为“副业”的犯罪分子。从数量上看，非职业化的犯罪分子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力军。据北京市东城区统计，在抓获的入室盗窃的流动人口中18％是有前科或负案在逃的；24.4％是盲目来京打工未成的；59％是嫌打工赚钱少的（其中19.7％是打工间歇进行入室盗窃的）。
 
    二、农民工犯罪的社会成因
 
    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存在，其犯罪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不平等的就业政策
 
    农民工进城从事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间长，获得的报酬低，跟城市居民相比，他们获得的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三同三不同”地位。即使这样，他们还经常会面临找不到工作和失业的危险。一些城市构建起一道隔离城市劳动者与农民工的壁垒。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与城市社会产生了很深的隔阂，这种隔阂积累越久，从而成为潜在的犯罪动因。
 
    （二）社会保障制度缺损
 
    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深深地制约着农民工的命运和前景，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观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偏离正义价值，体现极大的不公平，无论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均只覆盖了城市居民，而对农民工的情况则基本上采取不闻不问的做法。尽管一些城市自《劳动法》颁布以来，开始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但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却一直不予办理。实际上，农民工是城市中最不稳定，最容易失业的群体。失业和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处于一种断绝生活来源的困境之中。
 
    （三）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层出不穷。据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在合法权益遭到侵犯，很少有农民工采取合法的途径来维护权益，大多数农民工只能采取接近违法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些农民工会采取极端的非法手段来谋求问题的解决，从而走上“自救式犯罪”的道路。
 
    （四）市场经济开放性的负面效应
 
    首先，农民工一旦离开土地、离开户籍地进入城市，是处于社会的“边缘人口”，与社会的联系处于任意和自由状态。除了发生犯罪行为而被追究外，不再与政权机构发生联系，因而便容易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其次，大量的人口流动伴随着巨额的资金流动，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为农民工犯罪分子提供了犯罪的对象，犯罪的场所和犯罪的时机。再次，大量的流动人口给犯罪分子提供了藏身之地，大大增加了各级政府进行治安管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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