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而“城市偏向”战略是其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但该战略的实施必须考虑到城乡经济的内在联系，而且注意到战略的制定及实施，只是与发展中国家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如果条件发生变化，势必要求社会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免固化甚至强化城乡经济差距，而不利于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偏向”
 
    “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具体表现，而在处于工业后期的国家以及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并不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发优势”的存在暗示着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合适的社会经济政策，以促进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获取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及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着“有例可援”的好处。但随着“城市偏向”战略的持续性实施，城市现代工业在获得了廉价资源后却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农村经济也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几近崩溃。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战略是一种合符理性的选择，而结果却与其“赶超战略”的目标背道而驰。由此可以看出，重新审视“城市偏向”战略，在我国追求城乡一体化的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偏向战略的内涵及其背景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其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考虑到城市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所产生的拉动效应，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倾向于城市现代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价格政策、城乡二元户籍政策、财政金融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制度安排，为城市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总体而言，“城市偏向”战略以城市现代工业为核心，通过调整工农关系，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理解“城市偏向”战略的关键。首先，农业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劳动生产率低下，主要原因是生产技术落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在工业落后，服务业不发达的前提下，社会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程度较高；其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最明显的社会经济特征，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过程中，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干预下，长期致力于城市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农村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生产效率低下，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工人工资；再次，农业部门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问题；最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上政治经济地位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况。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工业不发达、农业落后，经济发展缓慢。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可以通过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拉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后发优势”。因此，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具有非常强烈的追赶愿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实现快速的工业化。于是“城市偏向”战略自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要考虑。
 
    二、城市偏向战略的理论基础
 
    在城乡关系的研究方面，学者多在比较城市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经济活动及其效果后认为，城市工业部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而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日益下降。如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认为，收益递减规律支配着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而城市工业则存在收益递增趋势（张杰，2007），w·a·刘易斯（1954）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对此有更深入的分析，而且指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于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以不断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最终实现两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部门差别消失。费景汉和拉尼斯（1961）则进一步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的3个阶段，但也指出了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并强调只有维持两部门的平衡发展，才能最终完成二元经济转化为同质经济的目标。d·w·乔根森（1961）通过分析农业剩余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来强调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部门就业的过程，m·托达罗（1969）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流入城市中“传统部门”，然后再进入城市“现代部门”，在分析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微观机理后指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与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是影响农民是否转移的关键因素。
 
    总体而言，二元经济模型在考虑了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报酬递减，而城市工业部门的边际报酬递增等经济属性之后指出，为了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首先发展城市现代工业，以吸收剩余劳动力，并通过提高边际农业生产率，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由此不难看出，二元经济模型正是“城市偏向”战略的理论基础，而艾伯特·赫希曼（1958）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对此有清晰的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资金不足，因而要集中有限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城市现代工业，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李广舜，2006）。弗朗索瓦·佩鲁从空间经济研究的角度，也为“城市偏向”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并进一步说明了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增长极的原因（鄢洪斌、袁媛，2004）。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以等概率机会出现在各经济地理区域，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中心城市极核上）。主要原因有：城市工业部门强烈的技术创新愿望及其扩散能力；源于创新的发展而诱致的资本聚集以及随后的输出；基于前两者的作用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并进一步产生积聚经济效果。
 
    考虑到城乡经济联系的内在规定性，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与佩鲁的增长极理论，都在强调优先发展城市现代工业的同时，还通过创新扩散而产生的淋下效应，增加农村地区的产品购买、投资增加以及农村居民向城市的非农化转移等，以提高农村地区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弗里德曼的“核心-外围”理论与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李小键，2002）。
 
    约翰·弗里德曼（1966）首先基于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建立了其空间极化理论，在意识到创新扩散后，才构建了“核心-外围”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区是具有较高创新变革能力的经济地理区域，外围区则是与核心区存在着广泛联系的、承接创新扩散的经济地理单元。核心区可位于空间系统的任一网络结构上，其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核心区通过供给系统、市场系统、行政系统来组织自己的外围依附区；并向外围区传播创新成果；因而核心区增长的自我强化机制有助于该空间系统的发展；而且随着系统信息的流动，创新将溢出特定空间系统的承受范围，诱致空间系统内次级核心区的出现，并形成新的次级外围区。进一步解释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机理的是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基于传统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市场机制能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从而使各地区的经济得到均衡发展。缪尔达尔认为这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事实上，长期信奉市场机制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地区的均衡发展（鄢洪斌、袁媛，2004）。因而建议采用动态非均衡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城乡空间发展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是缪尔达尔用来解释城乡经济相互作用机理的主要概念。所谓回波效应，是指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并将导致城乡间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其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经济增长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