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以“进基层、进农村、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主题的“三进三同”活动在我市各级党员干部和党组织中广泛开展。数以万计的党员干部打起铺盖，离开机关和城市来到农村，住进农户，在与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中，进一步了解农民、农村、基层，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为农民、农村和基层办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和实事，不仅在不知不觉中转变了工作作风，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受到了基层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社会舆论的一片叫好。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回归和在新时期的重塑。正是我们与群众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才使我们党由小而大，由弱而强，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密切联系群众也成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

但在叫好之余，我们也该有清醒的头脑，在“三进三同”活动开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要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对活动开展中一些做法有必要进行认真纠偏，对转变我们党的作风从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三进三同”与其他政策措施如何有机融合进行尝试，这不仅有利于活动本身的健康开展，更有利于构建活动的长效化、机制化，使转变党的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成为持久的行动。

思考一：如何使“三进三同”活动在对象上广覆盖？

目前，开展“三进三同”活动主要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这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密切关系。由于各种原因，更多的机关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参与的还比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三进三同”活动在影响力和实效性上打了折扣。尽管在人数上不是多数，但他们身居高位，手有重权，往往是各种政策措施的制定者，所以他们对基层和一线情况的掌控更为重要，在密切联系群众上更为迫切。建议：从全市的角度出台规定，各级机关的党员及领导干部一年应有若干时间在农村、农户、工厂、商场等一线调查研究，作为一项硬任务必须完成，并且要完成一定标准的调查报告或工作建议以体现成果。这些硬性规定看似呆板，但在活动开展初期，却是必要。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将会对这项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思考二：如何使“三进三同”活动在方式上不扰民？

目前在我们开展的一些“三进三同”活动中，得到一些地方各级领导和人员极为周到细致的安排，由县而乡，由乡而村，由村而户，层层布置，步步考虑。从住宿农户的精心选择，到铺盖床褥的一应簇新，甚至连洗脚盆、刷牙缸都准备停当，相关人员只需净身入住即可。这不像是到贫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更像是到社会主义新农村体验生活；这不仅不能了解农村和基层的真实情况，反而被这些现象蒙蔽了眼睛；不仅不能艰苦朴素，反而徒增铺张浪费；不仅不能密切联系群众，反而让群众对你更加敬而远之；这不是党性实践锻炼活动，更像是一场“走秀”。凡此种种，影响了“三进三同”活动的有效开展和实际效果，牵扯了各方较多精力，加大了群众负担，引发了群众的顾忌和议论，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必要的安排是需要的，但不宜过细过好，否则就不可能原汁原味地体验生活，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掌握情况。建议：出台细化规定，凡“三进三同”者，皆应轻车简从，不搞迎来送往，不搞特殊安排，生活用度主要由个人安排解决，不增加县、乡、村及农户负担。

思考三：如何使“三进三同”活动在出发点上不偏离？

“三进三同”活动制度设计之本意，在于转变党员干部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恢复和加强我们党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之风、密切联系群众之风。但在实施中，一些单位和部门却出现了片面强调给群众多少捐款、协调多少项目、落实多少资金上，并且把这些作为活动的主要成绩进行认真统计、反复强调、大力宣传。诚然，我们到老百姓家里就是要听民情、解民难，解决老百姓的具体困难是应有之义，但在短短几天里想要协调项目和资金，时间是否允许？决策是否科学？项目审批和资金调度是否超出了有关人员的职责权限、能力范围、议事程序？再者，有能力落实资金和协调项目的毕竟是少数人，大多数党员干部是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条件的，这是否会不适当地增加了有关人员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大家要么对“三进三同”心存畏惧不愿下去，要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