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会计 与公司治理研究所/会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摘 要：文章阐述了基于信息供给的主要经验研究，介绍 了基于信息需求最新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了信息供给与信息需求这两种不同视角构建的综 合框架。在此基础之上，文章对未来研 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ipo；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21(2009)14—0006—04

ipo背景下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研究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大量研究对ipo背景 下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考察，其中，主流研究从盈余管理的角度考察财务会计信息质 量，最近的研究扩展到其他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如盈余稳健性、盈余持续性、盈余透 明度和其他会计项目等。
1 基于信息供给的研究

基于信息供给的研究认为ipo背景下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主要是由信息提供者，即发行公司 内部人的动机所决定。发行公司内部人根据自身的动机进行会计选择，使用会计上的操控权 调整公司报告盈余。这类研究关注发行公司在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根据盈余管理的 动机分别使用机会主义假说和信号传递假说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行解释。
11 机会主义假说

ipo背景下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发行公司内部人的机会主义动机，他们使用操控会计 信息的方法向上调增盈余，误导外部投资者，以获取更高的筹资额。aharony、lin和loeb( 1993)指出，由于ipo过程中发行公司与外部潜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 外部潜在投资者缺乏其他获取发行公司信息的渠道，只能主要依赖于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所提 供的信息对发行公司进行定价，这就导致发行公司内部人有动机通过操纵招股说明书的盈余 信息来影响外部潜在投资者对公司的定价。发行公司往往是具有高增长率的公司，如果发行 公司内部人通过盈余管理向上调整公司盈余，很可能误导外部潜在投资者给公司一个高于真 实增长率的定价，公司就可以获取远远超过真实水平的筹资金额。他们使用healy(1985) 的方法测量发行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通过对来自美国资本市场1985年1月1日～1987年6月3 0日之间的229个ipo样本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只发现较弱的证据支持发行公司内部人通过盈 余管理调增ipo前公司盈余的假设，这意味着ipo过程中发行公司内部人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并不普遍。作者推测，由于外部潜在投资者很可能会仔细研究招股说明书，因此，发行公司 内部人担心盈余管理行为会被发现，并影响对公司的定价，从而减少了盈余管理行为。

然而，外部潜在投资者是否能够有效识别发行公司内部人的盈余管理行为并没有得到一致的 意见。friedlan(1994)指出，外部潜在投资者要有效识别这种盈余管理行为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成本高昂，原因有如下几点：①要具备识别市场对哪些特定的会计信息进行定价，以及 如何定价的专业技能；②要具备识别发行公司会计选择的专业技能；③要具备区分机会主义 会计选择和信号传递会计选择的专业技能(holthausen，1990)；④要具备识别可比较公司之 间不同的会计选择的技能。鉴于高昂的识别成本，发行公司内部人并 不会担心外部潜在投资者能够有效识别所有的盈余管理行为，发行公司内部人应该有强烈的 动机通过盈余管理向上调整公司盈余，以提高公司发行价格，获取更多的筹资金额。在检验 盈余管理程度的模型选择上，作者使用deangelo(1986)的修正方法估计应计项目，因为这 个方法可以控制高速增长公司对应计项目测量的影响。对来自美国资本市场1981~1984年277 个ipo的检验结果表明，当中期报告是招股说明书里最近一期报告时，发行人在中期报告中 调增应计，但没有在最近一期年报中调整应计；但如果招股说明书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是年报 ，那么发行人在年报中调整了操控性应计。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即发行公 司内部人由于财富动机进行了盈余管理。虽然使用了同样的测量方法对ipo公司的盈余管理 行为进行测量，但研究结果得出了比aharony、lin和loeb(1993)更强的证据支持研究假设 。作者认为，这可能与研究样本的选择有关，aharony、lin和loeb(1993)的样本选择更加 偏向于大型公司，这很可能 是导致他们无法发现发行公司内部人进行盈余管理强烈证据的一种主要原因。

这两项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引起了这个领域研究者更大的研究兴趣。研究者尝试在研究 逻辑和研究设计方面等进行改进，以期得到更加稳健的研究结论。ritter(1991)发现外部 潜在投资者倾向于过度乐观的估计年轻的、高增长ipo公司的盈利能力，因为与其他公司相 比，发行公司在ipo后3年的股票回报率显著较低。受到这个观点的启发，teoh、welch和won g(1998)认为发行公司ipo过程中向上调整的盈余管理行为很可能是导致公司ipo后股票回 报率低于其他公司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和公司ipo 后长期股票回报业绩的关系上，如果发现这两者之间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能够预测公司ipo长 期股票回报业绩，那么不仅可以从一个巧妙的角度为发行公司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提 供证据，还同时为盈余管理带来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证据。他们使用调整的jones模型测量发 行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发现发行公司与其他公司相比，具有显著较高的非正常流动应计 额；而且，非正常流动应计额越高的公司在ipo后3年表现出越低的股票回报业绩。

在此基础之上，teoh、wong和rao(1998)试图更加全面地为ipo过程中发行公司的盈余管理 行为提供机会主义动机的解释。如果发行公司在ipo过程中利用应计会计的处理特征高估应 计额来调增公司盈余，那么这些刻意高估的应计额会在后续会计期间转回，导致发行公司ip o后的会计业绩指标显著下滑。这项研究的特点在于：①同时考察发行年度和ipo后会计 期间公司的应计额水平和会计业绩指标水平；②考察发行年度超额应计与ipo后盈余的 横截面关系；③发行当年应计的测量包括ipo前应计和ipo后应计，这使得研究样本包含 1980~1990年的1 682个ipo公司，远远大于以前研究的样本数；④考虑了不同的非正常 应计测量标准；⑤对发行公司ipo的会计业绩采用了3个不同的测量方式，分别是发行 公司的销售回报率、行业调整的销售回报率和与配比公司相比的销售回报率；⑥分析了 不同会计项目对调增发行当年公司盈余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ipo当年的报告盈余 和非正常应计额都显著较高，但ipo后的会计业绩指标却显著低于行业平均业绩水平或配比 公司的业绩水平；而且，发行当年非正常应计越高的公司在ipo后会计期间表现出越低的会 计业绩水平。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发行公司在ipo过程中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行为，导致公 司ipo后的会计业绩下滑。

虽然以上两项研究对发行公司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但他们侧 重于对ipo当年的非正常应计进行测量。为了避免测量ipo当年非正常应计可能对ipo定价等 问题分析带来的混淆，ducharme、malatesta和sefcik(2001)把测量的时间点限定于ipo前 1年，考察发行公司ipo前盈余管理与发行定价与ipo后公司业绩的关系。他们使用1982~198 7年之间制造业的171个ipo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ipo前盈余管理程度与ipo后股票回 报业绩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在使用多因素capm对股票回报率进行风险调整后，结论仍 然保持不变。这意味着ipo前收益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导致后续期间投资者的投资损失。 

除了使用来自美国资本市场的ipo公司作为样本进行检验，研究者广泛采用其他来自不同国 家的ipo公司检验机会主义假说。随着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 研究者开始使用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样本考察ipo过程中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问题。林舒和 魏明海(2000)较早地考察了中国a股市场ipo过程的盈余管理行为。他们以1992~1995年间i po的中国a股发行公司为研究样本，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制度背景特征。在当时对原有企业改 组为a股上市公司的程序中，取得公开发行股票的额度和通过复审批准发行股票是最为关键 的两个步骤。由于政府给予的股票发行额度十分有限，导致企业提出改组为上市公司申请时 提供的报告收益指标非常重要。而且，企业取得股票发行额度后，为了通过复审批准发行股 票，还须经过一些必要的重大调整，包括一系列重大会计调整。这意味着发行公司进行盈余 管理同时具备了“动机”和“机会”两个条件。作者认为在ipo前2年，a股发行公司总体保 持高水平的报告收益，在ipo当年会显著下降，之后会进一步降低。检验结果支持了研究假 设，股发行公司的报告收益在ipo前2年和前1年处于最高水平，ipo当年显著下降。但他们的 结果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尽管伴随着ipo之前利润总额的显著增长，测试样本的应收账 款与操纵性流动应计部分增长明显，但对于ipo之后的对照样本来说，在利润总额未发生显 著变化的情况下，操纵性应计部分的增长依然在5%的水平下显著(以非参数检验来衡量)，从 而就无法得出工业类公司在ipo之前运用了盈余管理的明证(蔡祥、李志文和张为国，2003) 。王志强和刘星(2003)认为，如果公司管理层为了获取更高的筹资额，在ipo前一年向上 进 行盈余管理以达到误导投资者的目的，但随着公司信息的逐步公开，公司股价就会回归到真 实的估计水平。他们考察了ipo盈余管理与后期市场表现的关系。但是，只使用了1999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