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工业化的深化和经济发展导致了全球范围内能源和资源消耗的高增长，以及随之而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何有效治理环境污染业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所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紧迫问题。由于污染物排放的负外部性，长期以来，许多国家政府都倾向于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这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副作用。

由于行政手段治理污染几乎很难实现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因此在当今环保成本愈来愈高的情况下，单靠行政手段治理污染缺乏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于是许多国家陆续采用排污权交易这种较为有效的经济手段来控制环境污染。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所谓排污权交易（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ｄｅ）就是把排污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的一种交易方式。它是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控制环境污染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早在１９１２年，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就提出了“庇古税”，主张对排污企业进行惩罚性收费或奖励来控制污染、保护环境，以更有效地配置稀缺的环境资源。１９６０年，科斯提出了通过产权界定、市场交易来纠正环境资源市场价格与相对价格的偏差。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将科斯定理应用于水污染的控制研究，明确提出排污权交易的观点后，许多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科洛克（Ｃｒｏｋｅｒ）对空气污染控制的研究，奠定了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１９７２年，蒙哥马利（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从理论上证明了基于市场的排污权交易系统明显优于传统的环境治理政策。他认为，排污权交易系统的优点是污染治理量可根据治理成本进行变动，这样可以使总的协调成本最低。因此，如果用排污权交易系统代替传统的排污收费体系，就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

排污权交易相对于行政性的排污收费有很大的优越性，其基本观点就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出现，并容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可以自由买卖；在污染源存在治理成本差异的情况下，治理成本较低的企业可以采取措施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剩余的排污权可以出售给那些环境治理成本较高的企业，市场交易使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污染者。正是通过重复多次的市场交易，排污权的价格得以确立。也正是排污权的可交易性使排污权优越于排污收费制度，因为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使各排污企业只是价格的接受者，排污权交易给污染者与受污染者提供了在市场中叫价的机会。

传统排污权交易理论暗含着一个没有政府监督，排污权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会自发形成的假设。事实上，没有政府的强制性的环境执行标准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产生对排污权的需求，听任污染是各生产企业的理性选择。所以政府在现今排污权交易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出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依次来评估该区域的环境容量以及污染物的最大排放量；其次，通过发放许可证的办法实现排放量在不同污染源之间的分配；再次，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排污权能够合理地买卖。此外，政府在诸如区域环境质量的准确评价，排污权拍卖市场的建立和初始发放量的确定，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的建立，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公布，有关排污权交易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等方面都应扮演重要角色。

二、排污权交易在国内外的应用及趋势

目前，排放权交易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范围已经从一国内部扩展到国家之间，而这种变化的发生主要缘于２００５年２月《京都议定书》的生效。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该《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京都议定书》。其主要目标是将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３８个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５．２％，并对各个国家的减排指标和减排的６种温室气体做了具体规定，而对发展中国家则没有做出指标性的规定。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标志着排放权经济时代到来，还为全球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权，并且被迅速商品化。当前，排放权交易在国际市场发展非常快，例如《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的２００４年底，在联合国注册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仅有１件，而现在已经超过了２００件，且数量还在快速增长。据世界银行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新兴的市场宠儿，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全球每年的需求量达到７亿—１３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１４０亿—６５０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贸易市场。从其发展的特点看，排放权交易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更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