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状：主观统计盛行，部分统计数据失真严重
 
    统计是对事物总体属性的客观描述，统计是“照相”，是对事物外在属性的客观反映，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可以揭示事物的内在属性。统计本应是客观的,如果蜕变为主观,统计数据会严重失真。目前，统计的主观表现主要在二个方面：

    一是“考核统计”。各省、市、县为推进本地经济发展，都要对下一级党委、政府工作进行考核，为在考核中取得好的成绩，搞好实际工作当然很重要，但通过修改统计数据则更便利，在现实情况下又不会受到追究，如二者相结合则更佳。于是，统计数据服从于考核需要,是为“考核统计”。“考核统计”的结果，在许多地方实际演变成了统计数据的创高比赛，成为考核指标的那部分统计数据当然就失真了。

    二是“计划统计”。表现在地方统计特别是县、乡（对国家一级统计情况笔者了解不多，不敢妄言），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各地基本是按照事先就定好的目标值按进度甚至是超进度上报统计数据，故将其称之为“计划统计”。在中西部许多地方，投资没有实际增长、消费实际增长缓慢、外贸小得可忽略不计，尽管基数一年比一年增大，但gdp每年都计划增长10%以上，投资每年都计划增长30-50%，招商引资每年都计划增长50%甚至100%以上，脱离实际越来越严重。而报表时又以计划数为参照，不管怎样，计划是必须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的。把计划数趋同于统计数，统计数据也就失真了。如农业统计，本来改革开放后，因务农比较效益低，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去了，田土抛荒越来越多，种双季稻的越来越少，粮食播种面积越来越少，但上报的粮食播种面积要么持平（大灾年），要么要增加（正常年份），上报的粮食总产量都逐年增加(除个别大灾年份)；近年养猪、养牛越来越少，但每年上报数据都逐年增加，于是各地到2006年（因第二次农普数据已初步汇总而得以知晓）的上报数据比实际数据大了2—5倍（以后还会一年一年继续加大），年出栏生猪10-20万头上报70多万头甚至100多万头、存栏牛4-5万头上报成10多万头甚至20多万头的县市比比皆是。因为只有这样，第一产业增加值每年都增长4—5%、gdp每年都增加10%以上才好计算。今年市场生猪供应紧张，造成肉价大幅度上涨，就充分说明了各地上报的逐年增加的生猪数是假的。实际上，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早已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农业甚至是第一产业收益在这十多二十年里基本上是没有多少增加的，许多地方、许多年份（如发生干旱或洪灾）甚至是减少的，这一点，只要是近些年深入过农村调查的人就会很清楚。

    分析主观统计盛行造成部分统计数据失真的现状，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主要原因：
     
    1、 追求政绩因素

    出于政绩考虑，无论是年度目标还是五年规划，经济增长目标从乡－县－市－省－国家，一级比一级定的高，看各级各个年度经济工作会上定的目标、看国家和各级的“十一、五”发展规划，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越到下层，定目标时不管自己辖区是否有经济发展的支撑和现实可能，定的目标肯定要比上一级政府的目标更高，不管基数一年又一年地增大，发展速度肯定不能低于上一年。上级政府为了推进工作，往往对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考核，指标按月通报、按季考评，年终进行总考核，对政绩突出的下级领导人予以奖励提拔，对倒数的要进行黄牌警告甚至责令辞职。由于目标定得过高，越到后来，目标越完不成，当地党政领导往往就明示或暗示统计部门上报数据必须超额完成，必须往前赶，名为鼓舞士气，实为个人政绩。同时，地方统计部门因受当地政府领导，也主动虚报统计数据，从上到下、从前到后，数据层层加码、年年加码。导致招商引资、投资、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地区生产总值等考核指标一年比一年脱离实际，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和投资数据与实际比已大得惊人。

    2、追求利益因素

    利益的趋从性使统计数据成为获取单位、个人利益的筹码。由于地方各级统计都归地方管，只有听地方领导的，也只有主动替地方领导着想，统计自身的日子才好过。即使是国家设在各地的调查队，由于国家拨款不足，也只得向当地财政要钱，也一样得听当地领导的，一样得主动替当地领导着想。正因如此，统计部门主动出卖“独立统计”原则，在上报数据时，严格要求下级统计部门必须向主管领导甚至主要领导汇报，经其同意后才能上报，而同意的结果往往是根据需要上报指标。上报数据须向领导请示甚至签字，这在中国统计系统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实际操作中，对于牵涉到争取项目、争取补助、争取转移支付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往往是上报统计数据怎么有利就怎么报，统计数据的主观因素非常大。如稻谷播种面积因有粮补了，因为可给本地带来好处，单季稻报成了双季稻、抛荒田也报种粮田的现象非常普遍。发生自然灾害了，因上级有灾情补助，上报灾情自然要扩大了；要争取贫困县了，一些中、西部县市通过人大这条法律途径把“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砍低一大半……

    而在沿海发达地区，为利益着想，上报数据与贫困地区有可能采取完全相反的策略。如财税收入，贫困地区是空转协税虚报，发达地区则休税少收少报。其他的如居民收入也情形相似。如此，大大掩盖了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贫困地区的真实差距。

    3、层层上报的全面统计报表制度已缺乏组织依托

    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生产和供应各环节都依计划执行，自由经济成份几乎微不足道，层层上报的全面统计报表制度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做依托。由于整个社会组织严密，无论是农村还是工矿企业、部队学校、机关单位、商业供销，各种数据都有准确的记录。如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是一担一担用秤称了的，生猪出栏每一头生产大队都有记录，农民出工每次都记了工分，农民收入按工分折算，每个生产队农民的年收入是多少则清清楚楚。工矿企业和商业企业、部队学校、机关单位组织程度更高，各种数据记录则更准确完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推行了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私营经济不断蓬勃发展，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形态越来越复杂，经济社会领域组织不再严密，层层上报的全面统计报表制度已丧失相应的组织依托。如粮食产量，要村里的秘书上报，他没有测产，也不可能准确知道各家各户粮食播种面积，又没有奖惩机制，负责的还分析一下上报，不负责的随便填个数上报，这个数报到乡镇一汇总往往与前面年份难以衔接，乡镇统计员干脆自己报个数，乡镇的数报到县里一汇总又与前面年份难以衔接，县级只得调整数据上报。至于种了多少其它经济作物、养了多少猪、牛、羊、家禽、鱼等等，则更是搞不清楚。农业报表如此，工业、商业等报表，在私营领域也存在同样的严重问题。

    4、统计工作任务不断加码，基层人力、财力、物力不堪重负

    旧的统计项目迟迟未取消，而新的统计项目年年加码，加事不加人、加事不加钱，基层不堪重负。目前，统计有几十个专业，又有普查，又有各种抽样调查，又要统计执法，在县级往往只十多个人，自己搞报表，很难有精力核查基层数据，很难有精力开展统计分析和搞好统计服务，成年累得够呛，工作只能是被动应付。乡镇统计员只一个人，虽然上级政府多次下文要专起来，但实际情况是不可能专起来。近几年，由于乡镇干部退二线（各地规定有领导职务的人员达到一定年龄就退下来，一般是50岁至55岁，个别地方甚至是47、48岁）休息的多，而新进的人员少，人员越来越紧，乡镇统计员既要驻一到几个村，完成财税任务、计划生育等各种任务，又要搞日常统计，还要搞普查，无论是精力、时间、还是其所受财力、办公条件等都不可能搞好统计。特别是农业报表，指标那么多，时间那么紧，情况那么复杂，即使很认真，搞准数也是不可能的。由于任务重且太复杂、地位低、待遇差，乡镇统计员岗位往往是那些刚参加工作的新人接手，他们干统计实在是不得已、只想逃之夭夭，逃不掉的为完成统计定期报表任务（不含普查），向统计“前辈”们学得的“绝招”就是——报数就是造数。在村级，由于统计是有责无权更无利，兼职的村秘书想报就报，想不报就不报，报也是随便填数乱报。

    5、统计调查体制、制度方法、统计指标设计问题较多

    一是数出多门。全社会数据没有一个统一的“大管家”，许多政府部门自己统计又自己发布数据，许多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调查报表没有按统计法的要求经过统计部门审核批准，造成数出多门。如人口数，有统计、公安、计生三套数据，且差距不小，特别是计生部门的数是自己考核自己，自己发布数据，为体现计划生育政绩，其人口数比实际明显要小，但局外人不知道谁的更接近实际一些。二是重复统计、无效统计多，统计成本浪费巨大。局内人都知道，目前我国基层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存在陈旧和重复繁乱的现象，无用或者用处不大的指标较多，数据不衔接，基层统计项目逐年增加，造成重复统计、无效统计多。如统计、公安、计生三套人口数据都花费了巨大的成本，浪费非常严重，让人不可思议。三是统计指标追求大而全。计划经济时期的全面统计报表制度虽然已缺乏组织依托，但迟迟取消不了，抽样调查还没有得到全面推广。四是统计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还不够强。五是部门统计数据没有得到充分整合利用。

    6、统计部门强调数据的衔接造成部分普查(抽样)数据失真

    普查也好，抽样调查也好，上级统计部门总在适当的时候会要求县乡搞好普查（抽样）数与年报数的分析评估和数据衔接。普查时，因普查时段已过去，地方领导相对不注意些，本可以搞准一些数据，在前期准备阶段，都一味强调实事求是，但到普查数据汇总后，总是与年报数相比，结果通过评估调整，普查数据又接近年报数。甚至有一些统计阅历丰富的县、市统计负责人，干脆在普查登记前就把一些主要普查指标的年报数分摊下去，以免日后再来调整数据。如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