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度过欢乐祥和的春节，我们步入了新的一年。新年、新景，催耕促种。春耕大忙的号子，已经扑面而来。农家有句谚语：“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所以年节刚过，把大家请到这里，采取共同谈心的方式，一起走出节日气氛，收起心来，交换思路，深入谋划今年的工作如何开篇布局、宏图巨制，带领全系统很快以万马奔腾、龙腾虎跃的姿态，摆开大干的局面，打响蓄势上扬的第一炮，努力夺取新一年工作的全面胜利。
元月份交通工作会议做出总体部署以来，大家结合春节期间的休整，普遍对新一年的工作章法，做了不少新的思索。同大家一样，我和党组同志们也在长假里不时静下心来，细细揣摩新一年工作的盘中细节。今年，全省交通要冲刺300亿，全面贯通国道主干线，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要突破2000公里，登上“三阶段”目标的第一道分水岭。人常说：“眼界决定境界，高度决定气度”。我们要拿下这些更为艰巨的任务，不仅要知所为，而且要知所以为，这个咬定目标、吃透任务的过程，就是提高交通“三个服务”水平、推进交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对今年工作的进一步把握，我想在党组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借今天全系统领导干部欢聚一堂的机会，分三个方面同大家做一个系统交流。主题是：强力进取、强势攻坚，全面增强交通工作“三个服务”的能力。
第一，把握新一年的工作，进一步做好“三个服务”，应当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认清我们的使命，满怀政治热情，加快交通发展，增强交通有效供给能力
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提出“三个服务”的理念后，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行业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中新网》当天就发表网评指出：“三个服务”，将成为全国“十一五”交通发展的主旋律。我的学习体会是，在和谐社会全面起步建设的大背景下，新一届部党组提出“三个服务”的行业理念，强有力地凸现了交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基础产业属性，明确了交通适应和谐社会的前瞻定位，集中反映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交通领域激发出的思想活力，对全国交通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分组讨论上，我谈了这样一个观点：对“三个服务”的认识和提炼，就是对交通工作使命与生命力的系统集成，强大的生命力取决于这个新理念注重人民性，一切为了人民是这个新理念的灵魂。
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任何生命力，都是因为使命而存在的。我们大家都亲身经历了1998年国家扩大内需以来，全国交通近十年的加快再加快，是使命成就了交通生机勃发的生命力。客观地说，全国交通近十年的大踏步发展，主要特征是尽快突破长期严重供给不足，对交通体系的功能性建设，关注得不够，总体上偏于增长、弱于服务。在讲求和谐的新时期，交通工作要把新的使命，转化为整个行业新的生命力，必须从全局出发，定位好行业使命与行业生命力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三个服务”。我觉得，“三个服务”的理念，更多的是让我们这些交通建设者，更主动地从交通需求的角度，去换位思考交通的有效供给问题。这种观察问题着眼点的转变，必将改变整个行业的评价体系，从完整意义上做到跳出交通看交通。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同大家共同认识到，“三个服务”所归结的真知灼见，凝聚的是整个行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集体智慧。古语说：集大成于一身、必终成大器。部里和各省交通厅局都在思考丰富“三个服务”的内涵与落实途径，这本身就是整个交通行业大和谐、大奋进的体现。
我们这代人，有幸把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光，献给了党和国家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大潮。许多国际观察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同时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迅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二是在没有经验借鉴的条件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三是全面参与国际分工，从相对封闭的社会，走向国际社会。这三件事，超越了自然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局限，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追求，同现代文明的统一。孙中山曾说：“现今世界日趋大同，断非闭关自守所能自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设计上，我一直很认同史学界的一个论点：改革开放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大同情结的统一，小康、和谐的治国理念，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超越。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促进者、受益者，我们和所有同龄人一样，为国家发展中的困扰与挑战而忧心，更为党的事业与时俱进而欢欣鼓舞。六中全会确立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后，海内外华人迅速形成了极大的呼应。香港《大公报》社评认为，把和谐社会提到国家战略的制高点，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出现了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的历史性拐点。我觉得，这种心系国运的家国情怀，在灵魂深处彰显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天下大同的共和思想。
古人说：“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强者乘势而进”。人世间的大智慧，大都体现了这句经典论述。毛主席一辈子打胜仗，就在于善于把握形势的变化。新世纪以来，从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到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到六中全会全面部署和谐社会建设，很明晰的展现了新一届党中央“看天下大势、谋发展大计”的见知能力。《吕氏春秋》有句古今推崇的公理：“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个道理，熔炼的就是知与行循环往复、不断超越的过程。科学发展观是应运而生的，单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自然实现社会的和谐。
在年前召开的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书记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和贯彻落实的有力推动者。新的一年已经开始，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行各业都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因果主体。交通工作要做到——相约长风冲巨浪，勇立潮头唱大风。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进一步搞清楚：和谐社会对不同产业“和而不同”的发展要求，更好地转化为我们的具体工作指向。我的研究观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是解决发展中的失衡问题，保持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尤其有两个方面的形势政策新取向，与我们手头的工作关联很大。
——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个新取向，是宏观调控位列第一。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宏观扩张转向微观优化。要求交通等基础产业链，发挥更大的稳健带动作用。
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经济正处于全面转型的关口。特别是微观经济运行中，已经出现的一系列黄灯警示，把经济转型问题，紧迫地提到了党和国家面前。
一是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明确预警，我国产能正在由某一方面过剩，向全面过剩演变。仅鞋一项，去年就出口了近70亿双，相当于为全世界每个人都提供了一双鞋，巨额出口的同时，导致了大量贸易摩擦，西班牙等国一度出现的火烧中国鞋事件，就是很明显的警示。
二是上海社科院研究指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向重工业转变，1995年首次出现了初级产品大量进口。十年来，初级产品进口额已由29亿美元，激增到现在的上千亿美元，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占到总进口的四分之一，明显警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依靠大规模进口初级产品，推动工业化的时代。
三是我国经济尽管增长很快，但增长效率并不高。英国《金融时报》统计分析，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已经达到了5成，日本六十年代实现快速增长时，这个指标只是接近3成，韩国和台湾在七十年代大发展期，基本上控制在2～3成。这个指标警示出，我国经济的粗放增长，已经接近临界点。
四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资料显示，1979年之前，我国不仅没有外汇储备，而且还背负着外债。现在，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固然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反过来也说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预计到2010年，国内市场规模将超过4万亿美元，年度进口将超过1万亿美元。从当前国际产业调整转移的大势来看，高端制造环节和服务贸易，正在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热点。国家发改委强调，高附加值的交通运输设备，将是国家增加进口的重点之一，这对我们加快交通技术创新和装备创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国和印度，都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出彩点，为什么印度从没实施过经济大调控，而我国近三年来，已经进行了两轮宏观调控。在分析鉴别中，我由衷地感到了党和国家力挽狂澜、驾驭发展的积虑与胆识。
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全方位改革开放，平均每年都有400多亿美元的国际资金进入中国，比印度多出十几倍。印度的市场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我们，外资引进额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但在我国连续两位数增长的同时，印度运用比我们少很多的资本，获得了年均6%～8%的增长率，资金利用效率明显高出一筹。
世界经济论坛把中国经济称为“赶超式增长”，把印度称为“印度教徒式增长”，我觉得这个定位，下得比较贴切。我国很大程度上，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印度主要靠稳定的内资经济与消费拉动，取得自然发展。两种不同的模式，决定了印度经济尽管增长缓慢，但微观经济的竞争力好于我们，经济增长的振幅也小一些。
瑞士研究院发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指出，印度微观经济的竞争力，处在世界第37位左右，而中国则在38～46位之间波动。从经济学的定律看，微观经济的起伏，极易导致宏观经济过热，所以我国经济一直面临着保持高增长与谋求软着陆的双重挑战，果断实施宏观调控，既是需要，也是必然。印度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活力，都不如我们，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要稳步解决好经济频繁过热的问题，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不断转变增长方式。国家强调：加大交通等基础产业链的成长力度，对改善微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看，中央把宏观调控提到第一高度，这是一个统揽全局、举纲带目的战略大手笔。
现代经济已经证明，无论生产力的地理布局，还是经济活动的内在关联，都需要依托交通等基础产业链，实现分工大协作。现阶段，我国微观经济竞争力，之所以还不如人，交通等基础产业链成长不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集中显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全国公路交通的主通道体系，还处在大规模建设期，没有充分形成大通道网络，对国民经济的跨区域联动，承载力、驱动力都还显得不足；二是农村公路交通体系，这几年基本上解决了无路可走的问题，有路难行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村公路对农村经济的适应能力，整体上还很薄弱。所以，中央在历次宏观调控中，一直强调有保有压，交通不仅属于必保的重点，而且越来越重视各个层面的交通协调问题。国家社科院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形成的gdp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2％以上，其中:交通建设投资达到7100亿，是铁路的4.6倍、民航的27倍，投资完成比上年增长15.6%。根据交通部2006年底的最新统计数据，公路交通承担的运输量，已经达到社会运输总量的92%。在全面部署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阶段，中央把加强交通等基础产业链建设，作为这次宏观调控的大思路，我理解，目的是为改善经济运行强基固本。从这个层面讲，我国经济能不能顺利迈过眼前的大坎，交通工作责任重大。
省委十届九次全会部署2010年工作时，用了大段篇幅深刻指出：交通体系不完善、水资源短缺，是我省发展的两大瓶颈，强调重点解决好交通、水利两个方面的建设，使交通体系的效益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促进全省区域结构加快调整，增强我省科学发展的合力。全会确定，关中重点发挥航空资源密集的优势，形成飞机制造产业链；陕北着力瞄准国内一流、世界著名的目标，建设能源化工基地；陕南要取得高速公路与路网建设的大突破，加快发展绿色产业。通过关中率先发展、陕北跨越发展、陕南突破发展，把三大经济区，自北向南建成国家级先进制造业基地、能源化工基地、绿色产业基地。按照这一部署，今年全省要突破两个大关：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财政收入突破800亿。讲到这些目标时，**书记很动情地说：“2010年我省计划新增高速公路420公里，如此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是我省历史上没有过的”。从省委全会对交通的重视和要求，我们应该看到交通的份量，拿出一片建设家园的赤子之心，努力为构建和谐陕西，当好交通先行。
——国家大政方针的另一个新取向，是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经济增长的地缘战略，正在进行着深刻的调整，要求交通走在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前列。
我国自古就将“国计”与“民生”两个词相提并论。几千年来，一直追求天下大同的人文精神。从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理想境界，老一辈人倡导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指引下的西部开发，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都体现了“因民之利而利之，顺民之欲而治之”的民生理念。认识我国当前显著出现的地区、城乡、不同人群之间利益失衡问题，我觉得，除了带着感情认识问题外，一个是应该理智地看到，一部世界文明的演进史，也正是既得利益不断再分配的历史，任何国家在经济崛起期，都要经历一个受益不均的阶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贫富倒挂问题、西方国家早年的殖民掠夺，等等，都是资本积累失衡的例证；另一个是应该理智地看到，社会越发展，民生问题就越深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都是以人为本。这深刻表明：民生就是发展、民生就是政治，党和国家已经把解决好民生问题，确定为社会和谐的关键之关键。
关注民生，说到底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人民性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论述，很明确的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基本民生问题上。构建和谐社会，有两条很重要，一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二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诉求渠道的畅通。从交通角度看，社会公众从最基本的出行要求，到安全便捷的更高诉求，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央把解决民生问题，摆在突出位置，使解决人民群众的出行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满怀这样一种政治热情，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水平，努力增加交通的有效供给能力，努力实现更高水准的货畅其流、人便于行，让人民群众放心出行、满意出行、安全出行，是交通工作体现科学发展观人民性的本质要求。
大家应当观察到，在党的民生政策推动下，我国地缘战略出现了两个新走势：
一是注重创造农村社会需求。扩大农村内需，是今年的重中之重。我这里有一组数据，1952年我国有5亿农民，2000年达到9.4亿，2001年开始微弱减少，到现在还有9亿农民。50多年来，我国变成了工业大国，但城市化力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日本、韩国、台湾在人均15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都在75％以上，我们目前只有35％，13亿人口、9亿农民，未来还要维持15亿人口、10亿农民的局面。从西方国家看，农业人口一般都降到了20%以下。我国农村现有5亿成年劳力，3亿多从事农活、1.2亿进城打工。占全国70%的农业人口，每年形成的gdp，只占13%。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国家都是在人均收入800美元的时候，进入“以工哺农”阶段。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全国农民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超过1万亿。有人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农民是最大的买单者。我觉得，这话尽管有些偏颇，但能够从另外一个视角，写映出中国农民的伟大。
孙中山曾将民生问题，概括为衣、食、住、行四大要素。就现在的农民来说，一亩三分地，已经难以稳人心、定天下。农民享有国民待遇，是社会和谐的关键问题。国家宏观政策的一个重心，就是大力发展农村公共设施与公共事业，重点增加路、水、电、气的投入，大力激活农村内需。我和在座的大多数同志一样，农家出身，农村成长，从农家子弟到的现在。养育我们成人的，是农村的粗茶淡饭。农村的重体力活，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吃大苦、耐大劳。农家娃的秉性和情结，一直贯穿着我们的人生。我长期担任过县上的领导，近30年的县乡工作生活，使我对乡土乡亲，认得很真，也感知得很深。与都市生活相比，农村的贫困、农民致富的愿望，我们大家都深有感触。农民群众盼望同城里人一样，走上好路的朴素要求，农民兄弟在公路建设中，表现出的淳厚热情，更是令我们这些公路建设者应该深深自责：让农户进城的路，是修得迟了，好路修得是太少了，今后要做的和我们能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有责任为农村人送去更多的交通便利与交通文明，让农村经济在汽车轮子上尽快起飞。
另一个地缘战略新走势，是大中部的概念正在全国经济战略中悄然兴起。国务院发展研究室提出：我国现行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划分，没有很好地反映出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我国人口与城镇分布，从黑龙江到云南一线，明显分为高密度地区和相对稀疏地区；另一个，是我国经济发展差距的最大梯度，出现在东部地区与整个中西部地区之间。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经济研究界建议，把我国三大经济区重新划分：新的东部地带，指原来的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新的西部地带，指原来西部地区里，人口、城镇相对稀疏的地区。而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部地区，不应该再是原来所说的“小中部”概念，即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山西六省，应该升级为“大中部”概念：在原来小中部六省的基础上，囊括进人口与城镇密度相近的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宁夏、云南、贵州、广西八个省市，使新的中部地区概念，涵盖到14个内陆省区。
按照这一划分，大中部将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地区，占到全国的53%。目前，这14个省的gdp占到全国的33%，但人均产值只有全国的62%。国务院发展研究室认为，中部地区概念的合理扩大，更符合经济学的“牛肚子”理论，只有中部地区越大，中部崛起的力度才越强劲。也就是说，未来我国省区间的经济差距，自东向西将由“宝塔型”，向“纺锤型”过渡，处于中等发达地区的省区，将成为数目最多的省区。实现这种转型，主要靠中部的崛起，只有大中部兴起了，全国大部分人口才能兴盛起来。目前，这一思路虽然还在深入论证，但大的概念，已经明确定义为“构建和谐社会取中战略”。放眼大中部地区未来的发展，按照区域经济扩大再生产的规律，经济对接将使包括陕西在内的大中部14个省区，原来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地域经济，受到深刻冲击，全面转向以大中部经济共赢为主导的空间战略，形成一个全新的多廊道、多中心经济共同体。
经济学把交通称作文明之舟、经济之脉。勾勒大中部的辉煌前景，首先要擂响大中部交通一体化的战鼓。目前，大中部成型的最大问题是交通，交通上最大的问题，是入围省份交通连通度不强。根据国家对大中部地区的交通规划，未来3～5年，将重点加强省际大通道网络化投入，大力培育交通干线与网络节点的吸附作用，加速大中部地区经济要素的集聚繁衍。西部开发八年来，省委、省政府把交通作为大开发的重头戏和出场戏往前推，特别是经过2005年夏季以来的果断转轨、重新定位、强力推动，全省交通现有的发展，已经为陕西走出西部，入户大中部，拿到了基本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讲到，过去一年，中央电视台对陕西经济建设的新闻报道明显增多，其中交通建设的报道，就占到了7次。尽管全省上下，对我们现在的工作力度和发展气度，都很满意，我觉得，这既是肯定、更是勉励，既是关爱有嘉、更是厚望在心。成绩只能说明我们走过的路不一般，明天更多的要塞和高地，需要我们继续闯关夺旗。我们大家，应该始终保持一种坦荡的胸襟，捧着一腔把自己和身家，都托付给陕西以及陕西交通的真情，投身到交通发展更大的挑战中。
我谈上面几个宏观新形势，中心想法是想请在座的各位，同我们党组一班人一起，共同分析好大形势、把握好大形势，在高处立，向阔处行，把我们脚下的路该怎么走，看得更清、更准。唐古拉山的一条小溪，为什么最终成为万古不息的长江，在于它代表了水的流向。再和谐的乐章，都需要每一个演奏者，在同一根指挥棒下异曲同工，这个指挥棒就是大方向。当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变成与大方向和谐的水珠，交通工作才能汇聚成“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壮阔景象。交通建设，本身就是一个打通闭塞、促进和谐的过程，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更是加速发展正当时。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握两点，一是从大局着眼，二是从小处落实。现在，新的征程已经开启，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使命的召唤，更加自觉地在交通各项工作中，心系社会和谐、服务社会和谐，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
第二，把握新一年的工作，进一步做好“三个服务”，应当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创新，深入建设负责任的行业，全面增强交通工作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
现在，“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已经成为政界、民间，以及海内外媒体热议的话题，据说也是网络上点击率最高、发帖子最火的政治词汇。海内外媒体，纷纷用“政府再造工程”、“政府自身革命”这类比喻，评论党和国家这一执政理念的开拓性意义。我的理解是，中央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上升为国家意志，纳入治国理政的总目标，推动各级政府补缺位、改错位、退越位，由经济指导型向社会服务型全面转轨，不仅仅是要通过政府自身的变革，解决社会公共服务长期欠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不畏深水区、迎着深水区，继续向前阔步前进的重要里程碑。
国家行政学院知名教授刘熙瑞，在他的专著中写到：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从提出到确立，都体现了一个“新”字。我专门查阅了一些文献，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想轮廓，实际上始于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面对入世后的全新要求，深圳罗湖区政府，首次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想法，之后迅速扩展到不少省区，得到新一届党中央的重视与支持。明代诗人杨维桢，曾写过一句咏梅诗：“一树独先天下春，万花敢向雪中出”。大家回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立字据、按手印，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会有今天这样一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