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单纯的技术规范转向公共政策，正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划的根本性变革，不少城市在规划领域开始对此变革作出响应。
缘起：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呼唤新的城市规划模式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规划大体经历了从“关注物质空间”向“关注社会经济”再向“作为公共政策”的转化过程。我国的城市规划也经历了从“纯粹的物质工程设计的技术工具”向“独立的行政职能”进而向“综合空间政策”的演化过程，同样呈现出从单纯的技术规范转向公共政策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市化和体制转轨，不但为城市规划带来丰富的实践机会，也对城市规划的政策导向和运作模式产生冲击。例如，在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2007年的44.9%、年均增长约0.9个百分点、近年提高到1.4个百分点的背景下，各个城市普遍面临用水、土地、环境、能源等资源短缺现状，而过度拥入的人口则从反向对城市发展产生严重制约，于是城市规划不得不在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对城市化模式、城市发展目标、城市空间布局进行技术性安排；同样，随着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化，如何为广大市民提供城市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如何适应外部条件变化和城市发展需要而及时修订城市目标及定位、功能分区、土地利用性质、建筑强度以及调整城市更新，显然会对逐渐建立起来的新型城市规划体制带来不小的挑战。

正是在快速城市化和体制转轨交织作用下，城市规划部门根据日益开放的区域视角来确立城市的发展目标、发展定位，分析城市所面临的市场空间以及可资利用的发展资源，强调和重视规划的实施性。这就使得城市规划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