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莉萍

抗战时期，粤北成为广东省抗战的后方，穗(广州)、港(香港)、澳(澳门)许多中高等学校先后内迁至粤北地区，形成丰富多彩的抗战文化，书写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粤北是华南地区抗战文化的传播辐射中心之一，对唤醒中华民众抗日，促进华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推动全国抗战文化的深入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认真研究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的特点、作用和经验，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抗战文化研究的内容与方向，进一步深化抗战史研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存实力、发动后方与培养战力，国民党省政府、中共广东省委北迁粤北韶关，各党政机关、报刊、团体、中高等学校随之迁至韶关，带动了韶关工商业的兴旺发展，为粤北地区抗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次特殊的机遇。

1938年10月12日，为策应耗时已久的武汉会战，侵华日军进攻广州，突袭广东省惠阳县大亚湾。由于中国守军战略判断失误，抗击不力，广州仅9天就被日军攻陷。在广州沦陷前夕的18日，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中共中央长江局巡视员黄文杰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省委机关分几路撤出广州，迁至曲江(韶关)等地。19日，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迁到曲江(韶关)河西安园(武江南路六十二号)，同时改称八路军韶关办事处。21日，广州沦陷，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退守清远、佛冈、从化、增城、翁源一线，总部驻翁源三华。广东省国民政府、国民党省党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等机构被迫相继迁往粤北。粤北是外接湘赣与内联珠三角的重要交通枢纽，有“入粤之咽喉、百粤之雄都而五岭之奥区”之称，在广东抗战局势中以之为据点进可攻与退可守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其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从此，作为全省抗战的总后方，粤北首府韶关成为广东战时省会和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韶关成为广东省的战时省会，人口由6万激增至24万人。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商品需求的增长，为此政府部门、广东省银行、民间积极投资韶关的工业，在曲江、乐昌、坪石等地新建了一些工厂，用以维持日常用品和战略资源的供应。在原有三个市场的基础上，韶关建起第四市场和第五市场两大肉菜市场，还新建了五里亭、忠信、河西、黄田坝等市场。市区均设有米市、柴市、故衣杂家市场与洋杂货市场等。人口骤增客商络绎，韶关饮食业变得十分兴旺，茶楼、酒家、西餐馆、面食店、甜品店以及各种饮食摊档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城。旅业发展迅速，1941年有旅店132间与客艇678艘。韶关市区有大小商店7000余间，尤以广州等外地经商者居多。各行各业除在市区开店外，一直延伸到东河、西河、五里亭、十里亭等地开设商店，成为全省最大的贸易市场和货物集散地。水路运输从战前仅3户发展到104户，有汽车1216辆(其中货车681辆)，船舶1141艘(其中货船452艘)。虽商家变迁情况远无查考，但据资料记载，1938年前，韶关共有商店104间，而1940年有西药业、鞋业、印刷业、板木业、酒楼茶室业、汽车零件业、陶瓷行业等15个商业同业公会，共有994间商店，固定资产26.65万元。由此可见，战时的韶关工商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成为抗战时期广东的商业中心。

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后，整个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为了避免广东教育毁于战争，延续教育文化之薪火，穗、港、澳许多中高等学校先后迁往韶关。这些内迁粤北的华南高校包括省立文理学院、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等10多所，形成“隐性的华南‘联大’”，成为战时“与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并存且产生巨大影响的三大高校群落之一”。与此同时，省立仲元中学、省立志锐中学、省立执信女子中学等20多所中等学校陆续迁入。此外，内迁韶关的还有一些外省院校，其中包括私立东吴大学与省立钦州师范学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就战时广东高校教育的基本情况来看，高校多集中于粤北地区。为适应抗战文化、艺术的需求，许多迁到韶关的机关单位和知名人士亦创办了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私立中华文化学院、私立南方商业学校、国立第三华侨中学等。在中高等学校北迁的同时，一大批文化团体、知名学者与青年学生也满怀爱国之心与报国之志，不畏艰难险阻，克服一切困难来到韶关，发展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事业。来韶后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粤北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粤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广东分会、广东戏剧家协会引领韶关新闻出版业快速发展，先后出现了20多家报刊与30多家出版机构。许崇清、李达、王亚南、梅龚彬等许多名师在抗战烽火中教学不辍，点燃了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的熊熊烈火，以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粤北地区。韶关从山城一跃成为与昆明、成都、桂林齐名的文化据点和广东战时文化中心。

广东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心的北移给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逆境中的特殊机遇，使其从文化荒原走向文化绿洲，使华南地区文化格局迎来了历史性调整时期。

抗战时期韶关是众多高校精英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聚集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广大师生在韶活动使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救亡与启蒙并存的局面，兼具更大的交融性与更强的互动性。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内迁粤北的全体名家学者、青年学生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不屈不挠地英勇斗争，奏响了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爱国主义壮歌。他们不但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社团，还结合教学、学术活动及其他形式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活动，坚定人民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激发民众的抗战士气并使之投身于抗战中。以国立中山大学为代表的内迁粤北华南高校师生在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同时，努力从事文化启蒙工作。一批进步学者受国立中大校长许崇清聘请到校任教，他们宣扬抗战，抨击时政，主张政治民主，提倡学术自由，推动了中大政治民主运动与学术讨论的发展，对抗战后方文化启蒙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大党组织团结进步青年学生，提出“读书不忘抗战，抗战不忘读书”的口号，通过时事座谈、形势报告、创办墙报、演出抗日戏剧、组织歌咏队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抗战形势，努力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改变其思想观念和行为。为激发民众把爱国热情内化为抗战救亡实际行动，粤北华南高校相继建立了“下乡工作队”“随军服务团”“抗日先锋队”等抗日救亡团体前往县、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以戏剧、音乐、运动、电影等形式宣讲抗战形势和救亡图存的道理，鼓励民众积极为抗战捐款捐物，主动参军参战。如岭南大学战地服务团在韶关中山纪念堂举行戏剧音乐军民同乐会，就造成了一时无两的空前社会影响。又如省立文理学院组建战时后方服务队，组织了歌咏队、话剧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由壁报组定期在学院内和乳源县城出版壁报。粤北华南高校还举办固定扫盲学校和文化补习班，辅以民众流动教学，除了进行民众文化补习以及防空、防毒等国防知识、自然科学科普常识、艺术与公共卫生习惯等教育活动之外，还倡导健康的娱乐活动，从而推动了民众意识的觉醒和社会风气的改良。高校大力推行生产与生计教育，通过开办各种培训班与学校传授民众文化、科学知识，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技术推广和社会宣传教育活动。如利用考察与技术推广的机会将农业知识和经验推广给农民；通过举办农产品展览会和民众学校、出版街头壁报(周刊)，介绍农事常识、农业科技知识以及报导抗战消息。高校学生积极参加民众教育、地方自治指导、民众法律顾问、农事指导、农村经济调查、科学宣传等社会服务工作。这些活动既宣传了抗战，传播了科技与文化知识，又密切了师生与当地民众的关系。

抗战后方广大粤北华南高校师生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不分领域，都参与到抗战救国的进程中,表现出中华民族超强的交融性。迁至坪石的国立中大就是一个交融性很强的高校，聘请了许多思想进步的教师为学生授课，他们针砭时弊，痛斥当局的黑暗统治，将自己的民主进步思想与教学实践结合在一起，教育与引导青年学生，这不仅大大帮助了华南地区青年成长进步，也推动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受邀到校任教的有马克思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中共创建人之一李达、剧作家与戏剧理论评论家洪深、革命家梅龚彬、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等。王亚南讲授《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高等经济学》课程，用《资本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和讲述中国经济问题，并提出了具有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学”的框架。李达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洪深开设《戏剧评论》《西洋文学概论》《戏剧选读》课程，为学校戏剧工作者协会与中大剧团导演《鞭》《风雨归舟》《雾重庆》等名剧，也指导学生排演《军用列车》《火牛阵》等抗战救亡剧，使得校内抗战演剧空气变得异常浓厚。木刻画家唐英伟在坪石亦发挥了左翼木刻运动的传统影响力，他创作了许多木刻作品，使群众通过木刻铭记中华民族的苦难。坪石更是以一次大型的全国性木刻展览向全国人民宣传抗日救国。作曲家黄友棣创作了经典的抗战歌曲《杜鹃花》，并和亲身经历第二次粤北会战的何芷合作创作了《良口烽烟曲》，对揭露敌人的罪恶、鼓舞军民的斗志与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起到一定的作用，成为抗战文艺的典范作品。战时借读生是在抗日战争中催生的独特历史镜像。私立岭南大学专门为香港大学的借读生设立国语班，设有“香港大学学生招待所”，还有来自澳门、美国、印尼、牙买加等国的侨生80多名。私立岭大与东吴大学达成合作计划：“由岭大主办文科，东吴大学将所招收的文科新生及教师由岭大管理。理科将在下学期恢复，东吴负主要责任。岭大将从香港把他们的理科仪器设备等运到曲江供理科使用。东吴还准备将滞留上海的理科教师经汉口撤至曲江。”其中，文学院开学后40名学生全部寄读于岭大。岭大于1941年亦开始借读中大各学院，而浙江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大夏大学、香港大学、私立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私立光华大学等高校也有在中大各学院借读。中大工学院党员刘永楷、范敏机等团结香港大学来中大借读的学生，组成一支较高水平的口琴演奏队，这不仅轰动全校，还与法学院的幸运合唱团到韶关联合演出了五个晚上。抗战时期青年学生的大规模流动，大量外来的借读生与本校学生必然产生思想文化上的交融，从而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交融的新景象。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学子们汇聚粤北，他们热爱祖国，痛恨日本的侵略，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宣传和推动抗战，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一条重要战线。

粤北华南高校师生在抗战烽火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以各种形式创作了各类战斗性极强的作品，对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唤起民众的爱国激情和斗志，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他们这种交融性实际上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代精神的反映和折射。战时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的交融性，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办学特色。

1939年冬与1940年夏的两次粤北战役是广东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烈、影响较广的战役，而战火硝烟孕育的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是华南地区抗日战争以及中国抗日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粤北华南高校在文化上通过与战时社会各界进行互动式交流构筑起一道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精神防线,成为现存抗战时期华南地区最丰富、最宝贵、最具备发掘潜力的历史文化宝库。为向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展现粤北华南教育抗战的新形象和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广大师生通过各种形式积极推动粤北抗战文化融入全国的抗战文化工作。抗战时期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坚持两者并重促进与社会各界进行文化交流，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携笔从戎投身抗战文艺创作，创作战地报告文学与编辑《新军》《艺文集刊》《民俗》等杂志。他先后创作了《抗日的民间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牛背脊》《黄肇堃军长印象记》一系列风格独特的报告文学，向社会各界展现了一批抗日将领的生动形象。此外，他还在《文艺生活》与《艺文集刊》上分别发表了战地印象记：《残破的东洞》与《到温泉去》，行文之中交织着血与火的淬炼，以此唤起民众与士兵抗战精神，强烈斥责日寇侵华的血腥暴行。1942年，他公开发表《历史的公正》一文，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政策。除了进行编辑工作和创作文学作品外，彼时钟敬文任教的国立中大文学院是政治敏感地带，各派政治力量在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斗争，他坚持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强烈支持文学院学生运动顺利开展。许崇清任国立中大代理校长期间为华南地区人才的培养立下不少功劳，被免后回到韶关主持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出版了《新建设》《教育新时代》《阵中文汇》与《学园》四种刊物，成立了新建设出版社，印刷发行进步书籍，既为粤北华南地区的抗战工作和民主运动的启蒙教育奠定了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又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要旨做出了重要贡献。爱国艺术家胡根天、赵如琳与黄友棣在韶关创办了“广东战时艺术馆”，着力培养抗战宣传人才，后改为“省立广东艺术专科学校”。他们以一腔文人的热血，领导华南地区的战时戏剧运动，组织戏剧团体进行演出，通过表演形式唤醒国民抗战意识，并筹募义款，充为抗日基金。学校除固定聘请一批教授外,还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和学者来校讲学交流。在各进步学者的积极努力下，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在华南地区迅速传播。在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逐步推向全国各地时，其他地方优秀文化的引进工作也得到重视。粤北华南高校教师群体中有不少留学归国的学子，如谢申、石兆棠、林亮东、潘世华等教授，他们以华南教育为归国第一站，给青年学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文化，以教育的方式投身抗战，对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内外知名学者受邀来各高校讲学，如罗廷光、陈寅恪、杨东莼、郑德鸿等学者受邀到国立中大作教育、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文化史、薄钣理论等专题报告，英国贾慧宜女士、雷威克教授、美国葛德石教授讲演战时英美大学生之生活与思想、英文作文法、英国诗学、地理系与地质系之新发展、中国在航空时代之地位等报告，英国文化考察专员蒲乐道还专门赴校进行文化合作，这极大地增强了抗战时期文化与学术交流。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剧团剧宣七队和九队，也经中大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的帮助，来坪石演出，极大地促进了国立中大文艺活动的发展。剧宣七队还邀请了第七战区司令部军乐队伴奏和部分志锐中学学生在《军民进行曲》一剧中担任群众演员。志锐中学的学生与剧宣七队的互动合作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也奠定了剧宣七队在群众中的坚实基础。国民党第七战区政治大队曾到坪石为国立中大师生演出话剧作家阳翰笙创作的历史剧《天国春秋》，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呐喊，激励了无数青年学生。

粤北华南高校坚持抗战教育，专业设置和课外活动大都以抗战为主题。他们吸收国内外文化成果，举行战争形势分析讲座，募捐物资支持抗战，开设军事课程与战争化学课。更有甚者，学生在抗战文化的熏陶下直接参军，参加东江纵队、省港大营救，为抗日救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是抗战特殊历史条件催生的产物，尽管持续时间短暂，但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创造了厚实辉煌的抗战文化，形成了凝聚中华民族意志和力量的抗战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培养国家优秀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发展中塑造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基因，因此其文化意识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因抗战汇聚到粤北的华南中高等学校师生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嘴脸：妄图将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及文化面临着空前重大的危机和严峻的挑战。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源于民族危亡意识的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价值观，其目的是抗日图存、救亡复兴。中华民族复兴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因此，粤北的华南中高等学校在抗战后方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文化之基”。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发展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使中华民族文化之精神命脉得以维系、传承和发展，守住了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和文化危机，深层次的中华文化认同新格局已然在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领域内悄然形成。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思想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期，粤北华南高校一大批进步教授通过创办文化期刊、编撰民俗与人物传记，开展史地研究等方式，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国立中大创办了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中山学报》，其目的在于“传播文化、探研学术”，中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在坪石出版了中国民俗学史上重要的民俗期刊《民俗》，省立文理学院创办《文理院刊》，以促进抗战时期教育文化事业进步为宗旨。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发展的特性，让中华传统文化“活起来”，催生了更多的文化进步教授，如钟敬文、朱谦之、吴三立、施畸与罗香林等。他们利用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背景，在重视传统文化的主流社会思潮下将传统文化的复兴推向高潮。这些刊物发表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吕复的《中华伟大民族形成之诸种原闪》、杨成志的《民俗学之内容与分类》、郑师许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罗致平的《民俗学史略》、罗香林的《南诏种族考》、张寿棋的《管埠婚俗记》等。许多教授在中国经济史、哲学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王亚南的《现代经济思想演变之迹象》、朱谦之的《中国思想方法论纲》、吴康的《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和《忻学释名》、丁颖的《中华民族与科学思想》等。这些学术论文皆属现代学术史上的名篇佳作，对后世的学者及其研究影响深远。由此可见，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在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中已成为一种极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和倾向。教授们怀着救国图存的满腔热忱，坚持抗战教育、学术救国，朱谦之在粤北写下的诗篇正是民族危亡关头坚守教育岗位的诸位名师的精神写照：“中年粤北讲台开，战地春风桃李栽。坪石岭前歌剧闹，桂林洞里警钟哀。诲人不倦吾滋愧，抗敌图存志不灰。封豕长蛇终殄灭，夜深犹盼捷书来。”此外，他们还深入田间地头，丰富创作题材，坚持从生活中提炼出更好更多的文化食粮，使之融入到抗战文化之中，成为“文化救国”的丰富源泉。吴尚时带领弟子对粤北乐昌、乳源、曲江、仁化等地进行考察，在地貌学、水文地理学、区域气候学与区域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如《粤北红色岩系之地质与地形》《丹霞南雄红岩层位之新见解》《南岳之地形》《粤北之水力》《粤北四邑与南路》等。上述表明，粤北华南教育抗战文化发展对中华民族文化继承、弘扬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抗战时期，随着政府机关、各种文化机构和穗、港、澳中高等学校的内迁，粤北韶关大后方成为文化浓郁、名流云集的地区。这些教育先辈们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坚持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教育、锻造、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优秀人才，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教育文化的种子。据统计，战时广东大专学校总数1945年比1937年增加6所，学生人数比1937年增加5821人。其中，1940年迁至坪石的国立中大共有教师544人，学生人数约为1700人，1942年学生增至4056人，仍保持着较大的办学规模，师资力量颇为雄厚。私立岭大农学院在香港复课时有学生113人，1942年至1944年秋是农学院在坪石的兴旺时期，设有农艺系、园艺系和畜牧系，学生增至140多人。仅有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和经济四个学系的省立勷勤商学院1943年在桂头办学时期共有学生346人。私立岭大不仅培养了中国分子遗传学家黄翠芬、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学专家欧明与香港医学界的泰山北斗达安辉，而且也培养了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南派粤语说书代表人物张悦楷与作家郑树荣等，还有在美术、航空、商业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何惠鉴、郑显基、林思齐等人。国立中大在坪石办学的4年多时间里，为国家以及各行各业培养和输送人才近2万人，其中许多人现在成为国内外的知名专家、教授，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作梅、政治经济学者陈其人、法学家戴錞隆、植物分类学家徐祥浩、光谱化学家黄本立等。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1941年曾在乐昌安口办学的国立华侨三中就读，1945年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天文学系，毕业后长期从事天文工作，主持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综合世界时系统并长期保持国际先进水平，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内迁粤北的中高学校毕业生，多在科技、教育、政治、文艺、医药等领域有所作为，成为战后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此外，抗战期间内迁中高等学校都在内地招收了大量的新生，如坪石时期国立中大就招收了主要来自广东和湖南、广西的学生，并通过社会教育服务团、战时民众教育馆、民众识字班、实验小学校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为当地培养和输送了各类人才，充实并改善了中小学教育的师资力量，为发展粤北教育创办了一些新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石，全面促进了抗战后方粤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粤北本地人口素质的提高，助推粤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①韶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韶关市志》(上)，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159 页。抗战时期粤北为广东省第二督查区，专署驻韶关，辖县含今韶关和清远全境以及从化、花县(今花都)等地共15县1市1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