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林 伍宗和 张红霞

据内地高校港澳台招生信息网披露，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港澳台大学生考试暨南大学考点，较去年相比增加95人，全国其他考点报考人数也有所增加。现今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中国内地高等教育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港澳台大学生来内地高校深造学习。因此，国家教育部门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同时，也考虑到港澳台地区与内地在学制、课程等方面的差异，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港澳台大学生排除就读障碍、提供便利，从应然层面为他们在内地高校求学提供制度保障。然而，实际上他们在内地高校求学的过程并不顺利。譬如，当这些学生在本研究的访谈中被问及“你目前在内地高校求学还顺利吗”，有2位学生表示上课听不懂；有3位学生认为内地竞争压力较大。这些简单描述的背后，深刻地折射出他们面临的实然困境。由于同为中华民族，因而人们易忽略港澳台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及适应问题，这是一群被忽视的群体。

当前，就外来大学生学情研究中的港澳台大学生而言，部分调查研究将文化、学习互作影响变量进行讨论，以显示港澳台大学生在内地高校求学过程中与内地大学生的差异，但描述却各不相同。陈丽新等人的调查指出港澳台大学生在信息加工、理解方面与内地大学生存在差异，偏于活跃和综合。张莞昀等人对在内地高校求学港澳台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作了分类处理，研究结果显示学生们最满意的地方就是体验式学习。钟周等人则通过对港澳台大学生的学习性投入情况与学习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港澳台大学生在“高阶学习”和“反思与整合学习”上显著高于内地大学生的结论。

来华留学生也是国内外来大学生学情研究的对象之一，前人多基于实证研究范式对来华留学生的学情进行研究。夏青文等人的学情调查显示语言使用水平是影响其学业成绩的最大障碍。文雯等人的研究则表明来华留学生课堂环境感知中最差的因子是教师讲授，留学生渴望独立思考，“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使他们感到沮丧。赵彬等人的研究是国内仅有运用扎根理论探究来华留学生学习过程的研究，该研究认为来华留学生在新的教育场域中具有多重表达的身份，其适应过程的逻辑与其行为和所处的情境相关联，而其学习不适的根源是因时空变动引发的文化不适应。

综上，外来大学生的学情研究多以学习行为、学习满意度等既有成果的回应为主，偏重使用定量方法，解释宽泛而缺乏深入，对其如何解决学习不适的研究很难找到，或解释其学习行为的研究少。但上述发现却颇有价值，既反映出港澳台大学生与内地大学生、来华留学生之间的相似性，也展现了彼此的差异，是一群特别的学习群体。其一，港澳台大学生不仅普遍受传统经、史、子、集知识观的影响，侧重知识的整理、诠释，带有中国学习者的学习气质，又具有西方学习者乐于反思、重视高层次认知的特点；其二，港澳台大学生的语言问题是由地方方言和通用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导致的；其三，港澳台大学生的文化不适，甚至学习不适，不因时空变动产生，而是受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且随着两岸交流不断加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建设，两岸四地的学生流动日趋频繁，行为与情境对他们影响作用也在发生改变，个体呈现出多样的学习形态。为此，本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港澳台大学生在内地高校求学时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成长经历，贴近他们自身在当中的体验与阐释，在个体与境遇的互动中探讨作为行动者的港澳台大学生如何在新的教育场域——内地高校中进行自我呈现？

“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是社会学家戈夫曼阐释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概念，指社会空间互动中行动者为调整人际行为给他人创造某个特殊的印象。戈夫曼认为“自我呈现”包含两种涵义：一种是行动者为达到目的采取的控制性较强的“假装行为”；另一种是“互动条件”，以加强行动者对社会境遇的认知，从而维持其在社会空间内的良性行动。国内研究多使用前者对社会场域或虚拟网络中行动者的自我呈现进行探究，常用定量方法讨论其成因、特征及机制等，缺乏对个体适应场域及其变化过程的关注。鉴于此，本研究援引后者，围绕港澳台大学生的学情状况勾勒其在内地高校求学的主体轮廓，并深描他们的自我呈现特征。

“场域-惯习”是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中的行动者放置在结构化的社会空间，进行研究分析的理论工具，理论框架为“[(惯习)+(资本)]+场域=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其中“惯习”是指行动者如何使用资本，“场域”则是资本力量作用的范围，二者之间又是以“行动者的社会实践”为中介生成与建构了动态关系。布迪厄认为行动者的“惯习”，并非纯粹的主观，而是同“场域”紧密结合，它从实践中获得，连续不断地促进着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又持续被塑造，接连地在结构中生成。所以“场域-惯习”理论不仅能使研究者避免在认识现代社会高度分化和复杂现象时陷入宏大叙事的桎梏，又可以防止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狭。通过“场域-惯习”理论来认识、理解社会整体和社会中的行动者个人，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场域-惯习”常被用于分析特殊大学生群体，但此类研究存在研究情境不当的问题，单一地把教育场域中的高校看成主流社会培养“继承人”的静态场所，忽略社会变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致使此理论的开放性特质和特定群体的特征成为研究盲点。国内与之对应的理论体系——“位育论”则为处理这一研究盲点提供了启示。潘光旦认为“安所遂生”是“位育”概念的根本：“位”是指顺应社会生活中的静态位置，即“安其所”；“育”则是指个体在静态位置中的能动发育，谓“遂其生”。不难发现，“位育”与“场域-惯习”均涵盖着个体与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提醒研究者们应理解个体如何为自己的融合、转换行动赋予意义，既要关注原始场域中资本对群体成长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又应强调学生群体对新场域资本的吸收与重组。

祖国内地与港澳台虽同宗同族，但源于历史遗留问题，两岸四地社会形态的各要素间均存在差异，在内地高校求学的港澳台大学生学习生涯的延续和发展就是在不同社会场域的转换与融合间实现的。其中，截然不同的社会场域所造就的文化差异更是构建了差异化的教育场域。港澳台地区作为较发达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决定了其教育或多或少带有西方色彩。选择来陆接受高等教育的港澳台大学生伴随学习生涯的转换、延续，逐渐感受到相异文化的拉扯，既有惯习与新场域之间的矛盾不断生成。基于此，借助“场域-惯习”理论对港澳台大学生在内地高校求学生涯的场域转换和惯习的矛盾运动予以关照，能对我们深入理解港澳台大学生在内地高校求学的自我呈现特征及为帮助其解决学习适应问题带来些许思考。

根据文献回顾和要解决的问题，研究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利用面对面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对受访者予以追问，人均访谈时长约为100分钟。因内地港澳台大学生总人数体量小，且多集中于“双一流”院校，加之参与本研究的研究者之一为港澳台籍，在n地区学习生活长达6年，对该地教育环境较为熟悉，所以本研究在对象选取上采用立意选择与“滚雪球”抽样的方法。首先，利用研究者在n地区的人脉资源：n地区部分“双一流”院校以港澳台大学生为主的qq群或通过校港澳台办发布招募信息，共招募到5人。然后，以这5人提供的人员信息为继续抽样的依据，后陆续访谈8人。访谈于2019年9-12月在反复斟酌的基础上展开，共计访谈n地区不同“双一流”院校、学科的港澳台大学生13名(见表1)。

表1 深度访谈案例统计

“赋权”(empowerment)又名增权、增能，即个体、群体或社区可凭借赋权所带来的力量，在掌握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目标。福柯认为“赋权”是一个动态、跨层次的概念体系。检视国内研究者对“赋权”的认识，有研究认为赋权既是行动者为改变生存瓶颈的心理增能，也是作为过程的结果而呈现的行动者被赋权状态。同样访谈也发现，在内地高校求学港澳台大学生的家庭资本和心理资本是其被“赋权”与“赋权”过程中两个关键层面。

1.被“赋权”的跨域行动者

家庭资本(包含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为主的家庭结构性资本，以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为主的家庭内涵式资本)作为个人成长中重要的资源，是任何人都无法进行选择的先赋性存在，对个人资源获取拥有绝对支配的权力。从访谈资料来看，选择内地就读大学的港澳台大学生的父母都有一方因工作频繁往返内地或有一方拥有内地户籍，被家庭结构性资本赋权的他们成为跨域行动者。

“我妈妈是大陆人(内地户籍)，我爸爸是t地区人(港澳台户籍)。”(cf033)

“是我爸要来，是公司问题。”(cf034)

家庭作为子女早期社会化的主要媒介，港澳台大学生父母往来内地经验的诠释与提供，引导着被家庭结构性资本力量赋权的港澳台大学生对教育场域的转换保持平和的态度，使他们对内地的环境并不陌生。其中cf023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在来陆学习之前的心理状态：

“爸爸来这边(内地)有一段时间了，我有时候会来玩，所以不会慌张。(学习方面)我觉得可能就和之前上课差不多。因为，我觉得其实n大跟t地区(港澳台地区)的大学还是挺像的，跟以前的生活也还是挺相近的，所以不会感觉差太大。”(cf023)

家庭不仅凭借结构性资本的力量参与港澳台大学生的教育选择，还借助内涵式资本优势在其素质养成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后工业化时代港澳台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香港、台湾更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期间，由于政府干预，来自社会各领域内的管理和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产阶级成为地区经济社会的支柱。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引发地区社会文化不断与西方经济独立、人格自主的文化接轨，客观上展现出传统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态势，在家庭管教子女方式上表现出民主与权威并重、注重良好的礼仪习惯的养成。因而，家庭内涵式资本在这些学生身上内隐为对自我需求实现的满足，外显的行为则是与父母商量，并自主决定。有受访者对为什么来陆求学这样说：

“a市(港澳台地区)太小了，就没有一直留在a市(港澳台地区)的想法，现在有机会到外面来，就到外面来看一看。(期间)有询问(父母)的意见，可还是我自己决定，我觉得读大学是出来看不一样东西的好途径。”(cz023)

另一位访谈者也提及在择校方面没有受到太多父母的影响，表示择校时“基本上都是自己决定，他们(父母)也尊重我的决定。”(cf036)

正如福柯所谈及的权力、话语对身体的介入、规训和控制原理，就家庭资本而言，无论是“妈妈是大陆人(内地户籍)”“父母工作”的家庭结构性资本，还是“询问他们(父母)意见，我来做决定”“(父母)尊重我的决定”的家庭内涵式资本，家庭资本通过身体化的实践所创造出来的原始惯习，联结了港澳台大学生来陆就读前的客观社会结构和他们的实践行动，并下意识而持久地体现在他们身上。

2.“赋权”的自我体验者

除受家庭资本影响外，港澳台大学生的个体式参与也促使场域流动的发生，这里特别关注前文提及的“心理赋权”。心理赋权是涵盖个人在社会参与中对自我能力的效能感知、对周围社会环境的理解以及对其施加控制的欲望。2019年内地招收港澳台大学生的高校数量高达336所，“双一流”高校占多数。所以选择来内地高校求学的港澳台大学生基本上都能进入内地“名校”，可见他们的成绩一般都处在同等水平的中上游。这一点在访谈者中也得到了印证：

“我在国中时就是年级前几。”(cf034)

较好的原始文化资本，给港澳台大学生带来了良好的自我效能感，理性塑造着他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理解和认知。以下访谈者就谈到：

“他们(内地大学生)比我们有天赋。毕竟人口基数大，按录取比例算下来，来n大的(内地大学生)比我们(港澳台大学生)要厉害。(我)在t地区成绩也算靠前，但跟这里靠前的人比起来差距就大了。”(cf037)

而这样“差距更大”的现实认知却让其感到苦恼。他坦言在来陆后“(体验)生活明显减少，学业压力增大”，发现老同学(受访在者家乡的朋友)“生活(体验)丰富”，而内地的同学“宁可打网络游戏，也不愿意去体验(生活)。”这让他觉得大学生活无趣，他表示极其想要“体验生活”。另两位访谈者提及同样的现象和想法：

“他们(内地大学生)是一直往前冲，都往图书馆跑，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得非常简单。而我更偏向生活。比如，放假我不会在学校里，会找个烘焙坊去做面包，更生活化一点。”(cf0323)

“我喜欢不同的环境，来内地上学就是想多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cs013)

港澳台大学生之所以出现“体验生活”的想法，这有赖于他们早期教育经历中“体验式学习”经验所形成的“公民意识”。公民教育始终是港澳台中小学教育的重要部分，主要通过独立课程、跨学科课程的形式开展。比如，香港政府将公民教育定义为具有参与性、实践性的动态过程，鼓励学生以主动的姿态认识、投入公民事务中，以满足公民对理性知识、技能的需要。一项关于香港幼儿教育的研究也表明，香港幼儿教育针对幼儿最重要教育方式之一是行为动机的激发。长此以往，港澳台大学生更侧重自我发展，倾向在学习和生活中提出论点，却较少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们注意多角度、批判地看待问题和客观事物以作再次评估，并试图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要素碰撞下与个人历史共同塑造社会现实，体验获取社会的经验。

由于受早些年家庭资本和心理资本的支配，原始惯习随着港澳台大学生进入新的教育场域——内地高校，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新的教育场域作为一个蕴含潜在活跃因素的“竞技场”，原始惯习必然与新的教育场域产生冲突、矛盾。此时惯习就成为一种生成策略的准则，个体新生成的惯习表现出对新场域的适应，以致个体凭借此应付难以预见的新场域的各种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处在内地高校教育场域中不同境遇的港澳台大学生使用的策略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他们在内地高校教育场域中，通过不断的理解、行动产生了新的经验，重构了差异化的惯习。

1.陷入失语境地而“安其所”

社会学中“失语”(aphasia)的寻找都以主流叙事为衡量的基准，在历史叙事的排异性、排同性的相反方向中进行。

“到这边(内地)后有一种‘冲击感’，是期望的落差。也不是说x市(港澳台地区)生活条件好，但从小家庭条件比较好，突然变到一个小的空间，洗澡要一起洗，洗衣服要共用，刚来那天晚上就想哭。并且(我发现)别人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觉得我有x普(类似有“乡土气息”的普通话口音)，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向别人表达我的想法。(慢慢地)不知道是习惯还是麻木，反正我已经没有当时那种‘冲击感’。”(cs013)

从cs013的口述中比较容易看到的是他跟主流生活叙事的相异性，这也是港澳台大学生群体在内地高校求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原始惯习与新的教育场域不相吻合，他们无处表达的“期望落差”只能靠“想哭”的情绪发泄解决，附加自身被主流生活叙事忽视，内心的“冲击感”亦随之被消弭，久而久之这些学生就抱着究竟是“习惯”还是“麻木”混淆不清的状态继续顺应在内地高校求学中的静态位置。然而，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却让时代的思想、文化越来越相似。这也令时代洪流中的某些个体看起来没那么有代表性，港澳台大学生失语状态下“安其所”更为隐微的特征是与主流生活叙事的“趋同”。

“自己学习是蛮拼的，过来这边(内地)主要是学习，所以假期也在学。”(cz021)

“觉得大家都这么读，我就跟着这样学。好在用的是中文课本，所以没有太吃力，学习上不会的问题就死命学，在不知不觉中就适应了。”(cf032)

反本质主义认为事物和现象存在多样特征，“自在”的事物和现象依附于人类的感官与理性。尽管港澳台地区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地区内的大部分人仍然选择保留和继承中华民族一整套的习俗、语言习惯以及“学而优则仕”等崇学尚实的学习文化。在台湾，儒学思想传播、渗透在各个社会阶层中，透过教育与民俗等文化形式展现。譬如，在每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当天，台湾各地都会举行祭祀典礼。因而，在访谈中还能从港澳台大学生的口中清晰听到“学习还蛮拼”“死命学”的字眼。受访者cs011也提及：

“我爸是老一辈x市人(港澳台户籍)，他眼里读书是为了拿更好的工作。之前跟他说我想考剑桥。他说去剑桥还蛮贵，一年要几十万，可出来的话就不愁没工作。”(cs011)

因此，即便没有西方学习文化的影响，同在中华文化圈内“同使用中文”的港澳台地区与内地对待“学习”的态度也别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港澳台大学生对中西学习文化的取舍并不是经验的，而是超验的。个体的经验看似不可复制，与主流叙事的相异被隐喻为本质、绝对的，但却在新、旧教育场域的融转过程中显现出可重复性和深层的一致。中华民族传统学习文化潜移默化地占据着港澳台大学生的生存空间，将其再次推入“失语”的境地，惯习被无意识“重构”，“不知不觉”地在新场域中“安其所”，以至“觉得大家都这么读，就跟着这样学”。

2.设定独白剧场而“遂其生”

独白剧场不同于剧场中的独白。“独白”作为自言自语的叙事手法因其显性对话的缺失备受诟病，而独白剧场作为一种取消外在交流系统的剧场，必须依赖建立一个边界交流系统而存在。行动者当下的境遇就是独白剧场的基础，而剧场的主、客观界限则得以自然解构。港澳台大学生独特的文化身份注定决定了他们在新场域中文化的边缘地位。为了更好地在“整体氛围不一样”(cz023)的新场域中生存，他们一方面像独白剧场中的戏剧表演者一样背弃传统剧场靠对话建立起的人际互动网络，通过消解无形的场域边界，对其主体性和在场性给予进一步强化，最终将新场域转变为公共社会空间，以积极主动创造取代消极捆绑，“有自己的想法”、专注于“做好自己”、让“自己开心”。

“偶尔加入他们(内地大学生组织的学习活动)一下，偶尔也退出一下，因为我觉得没必要那么认真学习，自己开心就行。”(cf035)

“开始我会想说他们(内地大学生)那么拼干嘛，然后现在我觉得做好自己就行。”(cz023)

“我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不管世道怎么变，把自己武装好是最重要的。”(cf036)

另一方面，他们又像独白剧场中的观众一样，不限于与剧场内单一主体的互动，更能意识到自己正处在新的教育场域之中，把联系诉诸于群体，主动弱化边缘地位，自我提供一个表达自己所面对的不同境遇的新方法，“靠自己”“多练多讲”，将封闭的生活重新转换为真实的生存空间。

“学习时语言问题比较大，因为念中文系，那些诗词用粤语都不知道怎么念，现在(却)要用普通话教我。像这个学期下来，我真正(课上)听进去的可能就一半，(再如)老师课上讲了笑话，其他同学都在笑，我就不知道在笑什么，很难受，觉得跟大家有差距，很多时候是靠自己课外补充，或在网上找网课。还有背书的话，我必须用粤语背。”(cs013)

“我高数很不好，就算听了老师讲，自己还是不会，只能(靠自己)多练多讲。每个老师都认识我，已经被我问烦了。老师的时间不是很好抓，一星期只有一小时的时间，还有同学排队。我就去‘烦’学委，他数学很好，我有(问题)会提前跟他说，然后他说没关系，有问题就可以来问我。”(cf034)

惯习从实践操作(practical mastery)的含义上讲，是一种作为技艺(art)存在的创造性发明(creative invention)。不管是“偶尔地加入、退出”、“做好自己”、“武装自己”，还是“使用粤语背诵”、课下寻求帮助，都可以看到港澳台大学生将新的教育场域设定为独白剧场，即虽然个体已被贬抑为社会网络中无足轻重的同质化“点”，也要善用个体在静态位置中能动态发育的特点，融转新场域为公共社会空间，来强化自主体验的原始惯习，以使自身能够适应新的教育场域的要求与机遇。

概言之，借助“场域-惯习”理论，透视港澳台大学生在内地高校教育场域中的求学经验，发现在新、旧教育场域的转换过程中，港澳台大学生的家庭资本与心理资本共同缔造了“被‘赋权’的跨域行动”和“‘赋权’的自主体验者”的主体轮廓。同时，原始惯习也在识别港澳台大学生在全新位置的重构角度，角度的寻觅恰好是港澳台大学生同新场域互动时习得的行动策略使然，重新生成新的惯习，其内在特征分别表现为陷入失语境地而“安其所”、设定独白剧场而“遂其生”(见图1)。

图1 港澳台大学生的“场域-惯习”融合转换图

布迪厄认为“资本”如同是音乐会的门票，而“惯习”则是对音乐欣赏的能力，也就是说，行动者就算拿到了音乐会的入场券，也未必对音乐保有高水准的品鉴能力。因此，惯习与资本间可能因行动者的客观差异而存在“错位”现象。图1直观地展示了港澳台大学生带着原始惯习进入到内地高校学习，其教育场域随之发生转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顺利地适应内地高校的学习生活。具体而言，因港澳台大学生个人持有的资本不同，而其对内地高校教育场域的认识也不尽相同，遂重构出差异化的惯习的“错位”，即陷入失语境地而“安其所”、设定独白剧场而“遂其生”。尽管港澳台大学生在内地高校教育场域中重构出的惯习具有差异性，但却有方向可循。也就是说，内地高校可利用惯习和资本之间错位的“夹角”，把握港澳台大学生既有别于内地大学生、来华留学生，又在学习行为等方面类似于二者的特征，求同存异地帮助其激发适应内地高校教育场域的主体能量，从而放大有助于适应内地学习氛围的一面。

第一，内地高校要认识到港澳台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其教育需求正是在教育者和教育影响两大要素的影响下得到满足。一项关于港澳台大学生学习经历的调查表明,港澳台大学生对自己在内地高校求学的学校和经历认可度非常高。这足见原始惯习与内地高校教育场域之间的矛盾并非根本性的，而是源于场域之外。如此，内地高校应主动强化教育场域内部各要素间关系的自洽，避免其他场域的过多干预，理清教育与社会、知识、人的关系，优化教育场域的规则输出机制，避免港澳台大学生落入失语境地而“安其所”。比方说，可以通过开设相关中华文化类课程、牵头帮助组建文化学习小组或社团，提高港澳台大学生对“默而识之，学而不厌”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认同和理解。要说明的是，内地高校要将其与来华留学生因时空变动而产生的适应问题相区分，来华留学生的求学动机之一就是对中华文化不同程度的好奇。而港澳台大学生则不同，内地高校需更侧重帮助其完成由文化认同“自在”向认同“自觉”转变。相应地，内地高校在港澳台大学生管理机制的建设上，也需作出转变、调整，即在把握港澳台大学生既有别于内地大学生、来华留学生，又有其独特性之间找准定位。一方面，既要保持并加强教育管理体制的规范性，加强对港澳台大学生的学业、生涯发展等与其成长成才相关要素的培养过程管理，避免其“安其所”而放任自流。另一方面，也应兼顾教育管理体制的亲和力。要看到由于内地与港澳台基础教育方式方法的差异，港澳台大学生以往教育经历与内地大学生相比有着根本性区别，所以内地高校也要为其在内地求学提供必要的保障和跟踪教育，诸如学业支持、咨询、心理帮扶制度等有亲和力性质的管理举措，增强其在内地高校求学的归属感。

第二，内地高校应建立教育场域中各方对话机制解构“独白剧场”，注重教学互动。倾向“独立思考”(cz022)的港澳台大学生获得的学习体验是生成惯习的关键因素之一，但这关键因素从他们进入内地高校后就一直缺失，被替代是永无止境的“背诵”、“课本划重点”和“ppt老师”(cf036)。相反，港澳台地区大学的课程就相对重视学生的学习体验。比如，台湾师范大学教师在教学时就特别侧重引导学生学习，并与学生进行对话交流，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感受予以充分重视。是故，内地高校更应重视课程教学质量建设，完善教学组织设计，通过与学生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讨论、交流，在对话中改善学生课堂内外的学习体验。只有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感知和体验越正面，他们就越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在学习中，并采用深层学习的方式，获取更高的学业成就。这不仅能缓解在内地高校求学港澳台大学生学业成绩相对内地大学生靠后的现状,也符合当前内地高校打造“金课”的应有之义。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和高等教育实力的增强，内地高校的大学课堂上除内地大学生外，越来越多的港澳台大学生也将出现在课堂上。所以，内地高校在教学管理体制的建设上，除有必要对教师开展适度的培训，增强教师针对不同学生而转变教学策略和方法的专业教学能力外，还可以通过设置专门对接港澳台大学生学习的机构和教师岗位，或提供专业的平台和公共空间，为其学业发展和与教师沟通提供完善的外部支持与机会，以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内地高校的学习节奏和方式。

①专指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通过联考、申请等正规途径或方式获准进入内地高校就读的本科学历生，不含交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