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叶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滇云历年传》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赛典赤……作陂池以备水旱，筑松华坝于城东北上，修南坝闸于城南盘龙江。”又《元史·张立道传》中记载：“……中书以立道熟于云南，奏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鸡、金马之间，环五百余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据史料所述，松华坝位于盘龙江上游，始建于1274-1276年，是由云南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和劝农使张立道为了解决滇池的洪水灾害而主持兴建的一座水利工程，此后自元初建成以来，以后的历朝历代也都对松华坝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鉴于原来土木结构的松华坝“支以木，筑以土而无闸，势若堵墙，遇浸辄败”，需要经常进行岁修，劳民伤财且效果不好，云南水利道朱芹便提出要合并多次岁修，重新修缮松华坝。这次建造选用坚固厚实的石材，将松华坝改为石闸，利用其犬牙相制的形状并辅以钤铁灌铅法使其紧密扣合，以防被水冲毁，仿效运河水闸以巨型方木做闸。此次修缮在竣工当年就颇见成效，其灌溉和防涝收效极好。到了清代，由于清兵入滇平“三藩之乱”时坝顷毁，因此，在平定吴三桂变乱之后，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和赋税来源，松华坝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雍正八年(1730年)先后两次得到修缮，又相继坍塌；光绪三年(1877年)，重修墩台、闸坝、沟道；光绪十六年(1890年)，云南粮储水利道督同清军水利府重修闸墩。民国时期，松华坝也作过一些修缮。1943年曾修砌闸墙、翼墙；1945年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于松华石闸上游7.5公里的芹菜冲修建了谷昌坝水库，时为全省最大的砌石溢流重力坝。

如今的松华坝应称为松华坝水库，是原古松华坝的基础上于1959年兴建的昆明市最大的中型水库，又于1988年开始扩建为大型水库。自水库建成以来，先后进行四次大的除险加固工程，兴修了电站和东、西干渠等配套工程，并被评定为“云南省一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国家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随着昆明的城市扩张和快速发展，水库的功能逐渐转变为以城市供水为主，此刻总库容已扩大到2.19亿立方米，径流面积593 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可向昆明市提供饮水量30万吨，占昆明市自来水公司水量的60%。灌溉农田5852.67平方公里。主坝高62m，坝顶长201m,副坝高34.5 m，坝顶长354.6 m。

上文提到，松华坝的建造是治理滇池洪水的迫切需要，滇池的洪水灾害频发与昆明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在古代云南的农业生产中，农业用水主要依赖雨水的补给，气候变幻无常，或旱或涝，都对农业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而云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干湿季节分明,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雨量的比重很大,尤其是在6-8月的降雨量几乎占了全年的一半以上,导致雨季时期滇池流域水的纳入量往往多于排泄量；同时，流入滇池的水量巨大，而流出口却只有海口这一狭口。《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三页中记载：“滇池受邵甸牧羊山诸泉及黑白龙潭、海源洞诸水，汇为巨浸，延袤三百余里……而泄于稍西一小河……”由此可见，当众水汇聚滇池后，下泄又只有一小河(螳螂川)，此时就很容易出现滇池泄水不及时，水位过高，以至造成大水淹没城市的情况，其不仅会影响农业生产，而且严重威胁百姓生命安全。据此,当时担任云南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才开始对此加以整治。

整治工程采取疏通河道，修堤，筑坝等方式，目的是调节水量，解除水患，协调蓄水和泄水的平衡。赛典赤·赡思丁首先派遣熟悉地理情况的张立道等人清除海口、石龙坝到龙王庙—带的积沙和淤泥，并把海口河在安宁境内的鸡心、螺壳等几个险滩挖开，使水顺畅流出。同时在对滇池水域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巩固治水成果，率领民众于公元1276年把邵甸坝东北诸山下的各道泉水引入江中，又在“凤岭、莲峰二山箐口，水出川原之间”首次修建松华坝,它的建成对于减小洪峰威胁和蓄水备旱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还修建了修建人工河金汁水、宝象、马料等多条河流，这样以松华坝为基础、人工河金汁河、银汁河等分支河为脉络，形成了滇池上游水利网络系统,既维护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也解决了保障了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危。

除上述治理水患灾害这一原因以外，维护元政权统一中国的大业，巩固中央集权也是元初在云南大力发展水利的重要原因。这一原因可以引入“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来解释。所谓“基本经济区”，是冀朝鼎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来的，指的是有这样一种区域，它相对于其他地区要重要得多，如果某一集团控制了它，就有可能获得对其他区域的支配地位，从而可能奠定其政治领导权，同时，该集团为了建立和维护该区域的重要地位，又会给它以特别的重视。而云南地区在历史上就不同于其他中原地区，南诏、大理政权对这里的统治长达7个世纪，虽然云南从古至今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统治之下，并且汉武帝时期也在云南设置郡县,利用“羁縻”政策对不同民族进行统治，从而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种制度在以后的千余年间并没有得到不断加强，而是不断削弱，最后导致了名存实亡的结果。在此后，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大理国，使得云南分裂割据的局面从此结束，为了进一步稳定这一地区，元王朝在云南建立与内地划一的行政区划——行省制，把云南作为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地区，并任赛典赤·赡思丁为第一任云南平章政事。以“基本经济区”的观点来看，昆明就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区域”：云南整体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只有昆明地区坐落在滇池旁边的环湖平原之上。这个仅有的平原地区生活着整个云南大部分的人口，并以滇池这个淡水湖作为人们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因此，通过对滇池流域的治理，从而也就促进了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在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控制住了农业生产，也就控制了昆明这个“基本经济区”安身立命的根本，进而控制整个昆明乃至云南地区，达到维护元王朝统治，加强中央集权。

农业生产的产量多寡固然与自然环境、生产工具、耕作方法、科技水平等息息相关，但在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相对落后的形势下，往往影响作物产量的是劳动力的投入和耕地面积的多少，此时水利设施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元代时期的全国整体经济并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农业也相应地遭到了破坏，但是昆明地区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局面，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必然离不开昆明地区水利设施的建设。

元代松华坝的建造，调节了滇池水位，使得大片土地裸露出来，同时又能够起到灌溉土地的作用。此外，这类水利设施的兴修又进一步推动屯田事业的发展和巩固。元代自赛典赤·赡思丁设立行省以后，大力组织屯田。据《元代云南史地丛考》记载：至1290年，“……民、军两屯共垦地凡六万八千一百九十六双，每双以五亩计，凡三十三万五千亩(340，980亩)每户工作以三(四)人计，已达六万人，则当日屯田移民之盛，可想见矣。”这些都侧面反映了松华坝这类水利设施对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支撑作用，它们为元代云南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

为了摆脱先前南诏国和大理国的政治封锁,进一步巩固国家统治,元代统治者在云南实施的一项重要的整治措施就是移府昆明，而兴修松华坝等重要水利工程、昆明城进行的修整等举措就为迁府昆明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迁府昆明后,昆明市将成为整个云南省的政治中心,水利设施的建设不仅带来了农业产量的增长，也构成了交通网络的一部分。昆明市依靠便利的交通网，进而与外界联系密切,这些优势使得中央加强了对昆明及云南地区的管辖和控制,进一步维护了元王朝的统治。

赛典赤·赡思丁作为一名回回人，积极任用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作为地方官员，这些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将他们纳入中央的管辖内，削弱了地方势力，从而保障了云南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同时，在治理水患和建设水利工程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共同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为云南的建设贡献力量，这也使得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更加团结。

为了防治滇池的水污染，并对其周边的环境加以保护和改善，进而使人民生活用水的安全性得到更多的保障，如今的松华坝水库不仅是一座独立的水利工程，更是被划定为了水源保护区。松华坝水源保护区位于昆明市的东北面，处于盘龙区管辖范围内，整个区域南北长36公里，东西宽24公里，总体占地面积约为63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地下水资源和森林植被等都比较丰富。其水源保护区于1981年建立，并先后出台了《松华坝水库水源区管理条例》《昆明市松华坝水源区保护管理规定》《松华坝水源保护区概念性规划》等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对水源保护区的建设、管理和规划。然而，伴随着区域内的人口增长和人们的经济活动，松华坝水源保护区也出现了很多不良现象。比如，水库及主要河流的水质污染就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人口增加，生活垃圾的增加，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及产业结构都可能带来这样的状况；此外，区域内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也是一项突出的问题，政策内的限制和人们想要致富、发展的诉求难以两全。尽管如此，政府仍然通过加大了资金投入的力度、对迁出水源保护区的人给予政策性的扶持等方式强化对水源保护区的治理。据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的内容可知，《盘龙区松华坝饮用水源保护区生产扶持补助办法》《盘龙区松华坝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活补助办法》和《盘龙区松华坝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管理补助办法》于2022年1月正式印发，三个“办法”包含生产扶持、生活保障、生态治理三个大类，涵盖17个补助项目。可以看到，这些新的政策在未来将对保障水源区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切实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及生态环境保护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