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忠

（中共荆门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湖北 荆门 448000）

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基于此，学术界和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目前仍然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是系统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逻辑、理论特质、核心命题以及实现的变革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但更多只能证明该思想在顺应时代诉求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即在原有议题上的延展性成就， 无法深刻把握《决议》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样的“两重定位”；三是止步于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间的时间罗列，却较少谈及五套理论体系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以更宽广的学理视角和更纵深的历史比较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次“新的飞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矛盾分析法告诉我们，量变积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在党的史料文献中，用“飞跃”一词来概述某一历史的进程或某一事物的变化，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的， 它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阶段和历史时刻的划时代区分， 是对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效的结论性评价，具有坐标系、里程碑的意义。 飞跃的形成不是理论与实践的简单耦合， 而是源于关键时刻的关键性创新，进而产生的关键性影响。一定意义上来讲，《决议》既然用三个“飞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区分开来， 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进新征程中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学术界和理论界应该更具前瞻性思维、开拓性创造， 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理论担当大胆迈出一步,理直气壮主动建构话语体系，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完成画上理论句号，给第三次“飞跃”创造充足理论环境。

大时代催生大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问世，梅林曾指出：“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最天才的头脑也不能把它硬想出来。 只有在人类历史的一定点上才能揭穿它的秘密”。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两次 “飞跃”，我们知道第一次飞跃即毛泽东思想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的， 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或者说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飞跃是在邓小平同志作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基础上开创、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彼时中国正值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需要在资本主义和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间“摸着石头过河”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 正是客观现实的存在，加上主观认识的正确，中国当时才有可能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取得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这个“一定点”上催生出来的。 这个“百年”可以从多个维度去解读， 它既是世界格局三百年来首次出现动荡的现实写照， 又饱含着社会主义运动五百年来再一次突破性发展的新进程， 更昭示着中华民族在历经百年屈辱后， 重回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主动。 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和中国质变。

从世界形势来看，2017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驻外使节时提出：“放眼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20 年总书记又进一步精确指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动荡变革期。 在这个时期，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国际力量分化整合，世界格局进入转型和重塑期，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西方主导世界的三百年即将面临崩解, 以资本为逻辑构建起来的世界体系正在动摇,以资本“神话”构筑起来的普世信仰正受到质疑。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这是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必考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如第一次“飞跃”中国面临着走什么样的路才能取得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第二次“飞跃”中国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一样， 我们再一次走到了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阶段时代问题的科学回答，必然催生出理论上“新的飞跃”。在这种环境下，与部分西方国家选择奉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所不同的是， 中国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自己的发展实践“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 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正在积极开创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和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是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 但是我们已经构筑了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 正处在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突破的瓶颈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 制约着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在这种环境下依靠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模式显然已经难以维持， 着力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让“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进展是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这就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实践孕育新变革。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也就是说，一套理论或者思想是不是实现了“飞跃”，还必须得经过实践来证明， 要产生实实在在的实践成效或者历史成就， 能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影响。

1945 年，当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正式诞生”。其实践成效就是：“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帮助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新的潜能，大大地解放了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使我们的老百姓摆脱了贫困，富裕起来。 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的成果，在世界减贫事业上的重大贡献， 在高压反腐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所以， 十八大以来我们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决议》 从13 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 这些实践成果孕育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时代的主人， 但也不可否认关键性历史人物在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关键性作用， “那种认为马克思否认英雄、否认英雄的作用的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 ”

李肇星曾在自己的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中记录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2004 年， 它应邀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期间巧遇戈尔巴乔夫。他就向戈尔巴乔夫请教：“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主要原因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 ”可见，关键性历史人物的作用多么重要。 事实上，在党的幼年时期，我们就先后选出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博古等一批领导人，但历经了“两右三左”的错误（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了， 导致既误解了马克思主义， 又误读了中国实际。 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精髓，对中国革命实际有着充分了解，熟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开始逐步成长为党的领导人。遵义会议后，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独创性的工作逐步得到全党的肯定，开始事实上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这个领导集体宣告正式形成， 张闻天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有着克服困难的优良的条件……中央的极高的威信， 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 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的生死存亡之际， 再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的开创者是邓小平。 江泽民继承了小平同志的遗志，顺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 世纪，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完善发展了这个体系。 对比同期世界主要大国， 我们可以发现: 戈尔巴乔夫用所谓“新思维”搞垮了苏联,美国的老布什“在传统的环境中奉行传统政策……使美国丧失了历史赋予的新机遇”，“克林顿极具领导才能和领袖气质，却缺乏战略进取心”,“小布什具备强劲的勇气，却缺乏对复杂世界的了解……它误解了这个历史时刻”。

《决议》中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就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超凡的政治胆略，过人的政治智慧，大刀阔斧行改革，刮骨疗毒治腐败，全面从严管党治党，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理论不会自动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 这就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脉搏，进而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顺势而为。

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对应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事业征程和历史跨越， 我们党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对应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事业征程和历史跨越， 我们党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形成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并完整形成了包括以上三大理论成果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呢？ 对比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我们可以发现，前者的表述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果仅就这一主题来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称不上“新的飞跃”，更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再一次延展性发展， 而非突破性创新，所以当时的定位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在肯定前者判断的基础上，增加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两个重要命题。 值得思考的是前面一个命题,以往在我们的观念中,要实现“飞跃”也就是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至少要等到初级阶段一百年结束后 （也就是2050 年左右）才可能实现， 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新的调整和部署，即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就意味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往前推了15 年。这个发展过程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交织在一起，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后面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立志于千秋伟业，百年党史恰是风华正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考虑的已经不是执不执政的前提性问题， 而是深刻思考如何长期执政的问题。纵观世界历史，还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像中国这样保持长期执政地位， 根据美国民调机构最新公布的两次民调结果显示： 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分别为95%和98%。 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 始终紧跟时代发展变化。

一般来说，“飞跃”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有原发性的创新，二是要突出继承性，要一脉相承保证这个基因不发生变异。

回顾百年党史， 毛泽东思想作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贡献， 比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中提出的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0 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等。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呢？ 它“始于毛，成于邓”，也就是说，它继承了第一个飞跃的许多成果，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些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的突破性发展集中体现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 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看到《决议》中在以往“八个明确”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两个“明确”，一个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增加的，即“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另外一个则是在以前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中分离出来的， 并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作为首要的“明确”，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最后一个“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从“七一”讲话到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习近平总书记都采用了这种闭环式表达方式，其要义就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关键的要依靠党的领导， 同时又指出党还需要进行自我革命，“打铁还需自身硬”。 这个前提性条件和保障力量确定之后，中间再提具体的总目标，包括人民的立场、人民的主体等其他的一些方面，这样就形成了“十个明确”的基本内涵，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作出了理论体系上的新建构。

一个理论只有体系上相对完整、成熟，才可以称得上“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也必须满足这项要求。

从发展阶段上来看，我们可以将2012 年之前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孕育期，在这里习近平通过陕北的七年知青岁月，河北正定的经历以及后来在其他地方积累的政治实践，初步确立了一些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譬如在梁家河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正定复苏遗迹（荣国府）、发展经济的思路，在浙江进行生态文明实践；2012 年至2017 年基本成型，构建了一套国家发展的“四梁八柱”，中国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航程。2017 年至2021 年是补充调整，经过上一阶段的丰富实践， 原本的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中国取得的一系列新成就， 出现的一些新情况， 在对时代主题和中国发展命题认识更为精确的基础之上， 丰富的实践不断呼唤新的理论形态产生。 十九大的召开则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正式面向世人。 2022 年，随着一个时代命题扩充为三个、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新定位， 这一思想逐步走向成熟。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满足了一般理论体系“飞跃式”发展的前提性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飞跃”都是一种境界的突破，从开始到完成所用时间跨度都非常之大，第一次用了半个多世纪， 第二次则是几乎横跨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那么第三次“飞跃”我们可以想象，它相当于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这一重境界的奠基之作， 它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 事实上， 人类历史的重大突破也往往以思想意识形态的涅槃为先导。 2000 多年前，以孔孟为核心的儒家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后， 中国人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繁荣的封建文化；500 年前，当但丁的《神曲》开启新世纪的大门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了它独步天下的统治。 孙中山在总结整个革命生涯时，说自己一生未逢敌手，转念一想它又补充道：如果非要找一个敌人，那这个敌人就是存在于中国人头脑中上的那种旧的思想和旧的文化。可见，“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引”。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不变，一路“饱经苦难”，一次次实现思想蜕变， 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一定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奋力夺取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 带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赢取更大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