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汉族婚俗　　

       ——盛开在高原上的一朵山丹丹花　　

文/王祥奎　　

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明化进程及其成果，包括了婚俗文化，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婚俗有所差异，但婚姻家庭、男女爱情却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生活主题。　　

作为青藏高原文化之一的河湟婚俗文化就犹如盛开在高原上的一朵艳丽的山丹丹花，寄托着河湟民众憧憬幸福生活的良好愿望。　　

一、河湟谷地汉族婚俗文化成因的分析　　

纵观河湟婚俗，尤其是汉族婚俗，不难看出民俗既是稳定的，又是运动的。说它是运动的，因为任何民俗事象自产生之日起，就开始推陈出新，移风易俗；说它是稳定的，因为民俗尤其是婚俗中好的习俗因子以其特殊的合理性赢得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可，代代相传，经久不息。即使有了某些局部的表象的变化，也可以从中找寻到其传承中的发展脉络及古老的印记。譬如，拜天地，撒核桃枣儿。在婚礼上，新郎与新娘要举行参拜仪式：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源自民间神话传说月老成全一对情谊笃厚的恋人的提醒：一拜天地万物造，二拜月老搭鹊桥。男女双双成婚配，夫妻对拜永和好。所以，迄今河湟婚俗中保留了拜天地的习俗。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诸如“烤火”“下马席”“坐头回娘家”“看十天”等习俗也随之简化或消失。　　

阅读河湟地区的婚俗现状，既有时代的遗风流韵，也有时代文明的新变。岁月匆匆，但河湟谷地厚重的古风依然积淀在河湟汉族婚俗中。　　

分析原因，河湟地区汉族婚俗与该地域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历史背景及特殊的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的地形多以山地、丘陵、河谷为主，地名也随着地形而命名，诸如“哈拉直沟”“林川”“河滩寨”“条岭”“芦草沟”“中川乡”“满坪镇”等，这里山地峻峭，丘陵逶迤、河谷狭长，且山川交织，地形相当复杂。为此，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习俗很难受到外界的干扰与排挤，所以造就了其地域习俗的稳固性和排他性。就在这种特殊的地域环境中，河湟地区的汉族群众将先辈遗留下来的民俗文化较为稳固地继承了下来，表现在婚俗方面，其古风因子与河湟地区复杂闭塞的山川地理环境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　　

另外，因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又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这里的气候属于高原气候。其特殊的气候条件有时也影响着当地民风民俗，主要表现在带有抢婚遗风“打擂台”习俗就与当地气候大有瓜葛。由于特殊的气候因素，造就了这里的民众吃苦耐劳、坚韧倔强、豪爽率直的特殊性格，所以这里的民众也往往借助酒来达到目的。实质上人们贪杯嗜酒的主要原因与当地气候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拿“互助土族自治县”来说，这里大多数位于浅山、脑山地区，川水地区少之又少，人们常用酒来驱寒怯冷、活络经脉。所以，民间常有“互助的麻雀儿都要喝三两酒”的说法。当然，无酒不成席，婚俗中酒主要是用来增添喜庆气氛的，而带有抢婚遗风“打擂台”习俗文化元素，同时，也彰显了人们的粗狂率直的性格和贪杯嗜酒的传统。“打擂台”的婚俗既增添了婚礼喜庆气氛，又凸显了传统，而且张扬了个性，调适了自我。而这种婚俗文化的形成，当地的气候因素是始作俑者。　　

进入二十一世纪，河湟地区的婚俗也有了一定的变革，以往的婚俗中的“下酒帖”“坐云斗”“抬针线”“下马席”“两道茶”等也逐渐简化或消失。进入二十一世纪，河湟地区由于经济、文化、交通的长足发展，加之这里流动人口日益增多，同时，河湟地区历来人才辈出，外地工作或打工人员的增多，外来文化的冲击，将河湟地区以往那种因地域封闭、文化滞后的局面逐渐打破，随之而来的民俗文化的稳固性和封闭性也渐次松动。其次，由于东部城市群的崛起、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兰西高速公路、兰西高铁线路都从河湟谷地穿越而出，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着河湟地区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这里的文化大震荡。主要表现在的婚俗习俗的变化——吸收了外地文化的许多成分，如旅游结婚、证婚人证婚、互赠戒指等，有的习俗已在人们的身旁不知不觉地淡化，譬如，走茶叶、启东、抬针线、下面等程式。甚至有些婚俗如“温客”“烤火”等习俗彻底被打入冷宫。虽如此，但河湟婚俗的根基还未完全被动摇。　　

此外，河湟婚俗文化还与历史背景有着一定的关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民间文学，都是历史的存在，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摆脱民俗的研究。研究民俗也常常要采用历史的解释（白寿彝1986年著的《民俗讲演集》）”，这段话道出了一个基本道理：民俗离不开历史语境。考察河湟地区的汉族婚俗中古风浓郁的背景，不仅要拓展到自然环境、气候特点，还要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诠释。　　

历史上，河湟地区曾是羌、氏、匈奴、鲜卑、吐谷浑、党项、蒙古、回回等古代族群的重要活动阵地，也是南凉、吐谷浑、角厮啰等地方民族政权的更迭地。而汉族最早涉足河湟地区的时期是秦始皇时代。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就在洮河之西羌中之低设有大夏、罕烺二县，并于三十五年（前212年）移民于斯（《记.蒙括卷》<卷八十八>）。汉武帝时期，湟水一带是汉军北击匈奴的军事驻地，修筑军事据点西平亭（今西宁）、设置临羌县（今多巴）和破羌县（今老鸦），随着军事的进展，汉族人源源不断涌入河湟地区，而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首推汉宣帝时期赵充国的湟水屯田。王莽改制后，向西开拓疆域，边界直达西海（今青海湖），设置西海郡。“犯者徙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汉书《王莽传》）（卷九十九）。自此，罪犯嫡边，河湟又成为容纳嫡边罪犯的重要地区。从东汉末年至隋朝建立，华夏大地一度陷入纷争扰乱，与中原一带相比，河湟地区相对稳定，于是，大批的中原流民为躲避战乱而进入河湟。进入明朝后，明政府采取“移民实边”政策，军屯、民屯双管齐下，河湟人口大幅增加。自清以来，罪犯嫡边与自发迁徙，河湟成为了政治流亡及自发移民的重地。茫茫岁月，漫漫征程，形成了今天河湟地区汉族人口之大观。　　

在漫长的移民过程中，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将不同的文化带入这里，从而形成了不同文化的重构。虽然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移民带来的千差万别的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进行迅速地整合与统一，特定的历史语境造就了河湟婚俗多古风的因素。　　

由于多民族聚集，这里的文化也呈现出了其多元化、多立面的结构。由于河湟地区民族格局相对稳定，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汉族文化空前繁荣。而汉族文化不仅直承着中原儒家文化色彩，而且又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共性中透着个性。如河湟婚礼古风俗的六礼、妇见、冠礼则是直承中原儒家文化倡行的礼文化。当然，在直承的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