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公证的诚信建设，提高公证的公信―兼谈公证法制的回归
 

    在一个实用和功利思潮如此汹涌澎湃的时代，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对人类行为的道德价值采取了鄙夷不屑的态度，道德滑坡在经济发展中的伴生现象几乎不可避免的发生。实际上，中国在经济转型期所曝露出来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假冒伪劣猖獗、假话盛行、假指标、假业绩、假承诺、假文凭等等层出不穷，屡禁不绝。在浓重的轻诺寡信的氛围中，丧失了社会信用的基石，交易成本倍增。

    但调整财产流转的民商法，依旧在它的制度和理念中，执著的灌输和维持一些维系社会的最基本道德规范。

    最典型的，就是民商法中最为推崇的原则之一：诚实信用。

    民商法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恪守诺言，注重信用，并应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同时，司法审判人员在处理民事纠纷中，如遇法律规定不足时，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衡平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公平合理地处理民事纠纷。

    由此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兼有法律调节与道德调节的双重功效，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法官因而享有较大的裁量权，能够据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现代民商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学者谓之“帝王条款”。

诚实信用原则贯穿于民商法律制度的始终。作为民商法律制度组成部分的公证制度，以其法律公信力的效果体现，在现代社会制度中的诉讼及非诉讼领域内，成为诚信沟通的桥梁。

    然而，在当今中国的公证制度发展与建设中，公证性质定位的模糊，导致公证制度发展的曲折。明显的体现就是公证行业竞争机制的引入，导致竞争的无序、管辖制度的淡化、法定公证事项的缺失、公证调查权的怠行、法律救济的规避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使得公证制度的公信力，在社会诚信体制建设中，表露出了信用危机。

    公信力是公证制度生存与发展的基点，丧失了诚信原则的公证制度，即丧失了其生存的空间。由此，加强公证的诚信建设，提高公证的公信力，这一课题，对国家立法者，以及公证从业人员来说，已迫在眉睫。

    一、 公证制度的定位，是公信力体现的法治之源

    公证制度的设立之源，体现的是法治的精神，法治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状态，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各个方面。公证作为现代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法治不可缺少的环节，与法治同根、同源。

追求正义的实现，是法治的一个理念。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等价值内涵，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法治的理念，也是公证的价值取向。正是对正义的追求，公证制度对社会所辐射的是公信力的体现。

    在对当今公证制度的评述中，存在三种观点：一是行政行为说。此观点来源于现有的公证法律框架。我国在设立公证制度时，借鉴的是前苏联的法律体系。将公证机构定性为行政机关，其履行的公证职能划归为行政行为。二是中介行为说。此观点来源于国务院批准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方案》及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件精神，公证机构将从原来的国家行政机关转化为社会中介组织，公证性质也将由原来的行政性转化为社会中介性。三是司法防御行为说。此观点系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例。

    笔者赞同司法防御行为说的观点。不论是外国还是我国，从公证设置的成因方面，公证制度属于证据法意义上的制度，它是由国家依公权而设立，其目的是为了预防纠纷，引导、规范当事人的法律行为，从而确定法律关系而设置的。因为我国法律体系构架应属于大陆法系，借鉴同为大陆法系―德国的先进立法例。德国的司法体系在设置审判行为的同时，还构筑了司法防御体系。德国公证人和遗产法院、登记法院以及民事登记局等，共同构筑成司法防御体系。司法防御体系的构建，能行之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达到稳定社会的治国目的。

    依照我国的法律文化历史传承，向来有公权实质审查及纠纷预防的文化渊源。因此，移植先进的大陆法系的公证制度，应当有其本土文化的适应性。同时，也正是公证制度所特有的一系列属性，如：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公证行为，又如公证收费的法定性、符合规定不能拒绝公证等等属性，决定了公证制度的非行政性以及非中介性。

    二、公证制度原则的正确实施，是公信力体现的基础

    当前，个别公证行为的错误，导致社会对公证行为公信力评价的降低。公信力的体现，是公证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试想，一个丧失公信力的公证，对社会所体现的作用，将作任何评价。

造成如此状况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是公证人员在承办公证事项时，怠于行使公证制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