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谈到反腐时提到，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　　

一、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特点　　

当前反腐败面临的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格局和人们道德观念出现了多样化，资产阶级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政治观念对我们的冲击，诱发导致腐败的因素增多，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也较过去大不相同了。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时有发生。近几年查处的涉及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案件中，包括省长、部长，省级党委的组织部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公开资料统计，1987年至今的“打虎”史上，共有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1998年-1999年、2003年、2009年、2013年分别是4个“打虎”高峰阶段，落马高官人数达到14个，13个、18个、18个。以十八大为开端，中共反腐大幕由此拉开。从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开始，至今已有19名省部级高官落马，“打虎”硕果累累。其中，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为正部级官员，其他皆为副省部级官员。历数本次被打下的“老虎”，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脸谱：副职多、退居二线多、偏安一隅的多，其中还不乏窝案。　　

1、涉案官员副职、退居二线人员多。当官员还在一个地方任职时查案比较有难度，人走了就好查了。这些落马的官员有不少已退休或者是在人大政协任职，但只有极少数是因人大政协的。比如二线后东窗事发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位置而受贿的，主要还是过去当实权领导的余威在起作用。　　

2、案件有集团性、群体性。并且他们大多高职位、高学历、高智商。通过对现有案件的分析可以发现，违纪违法行为主体的职位和级别越来越高，诸如陈良宇、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等等。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违纪的手法也越来越隐蔽。因此，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主体的职位、学历和违纪违法行为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高职位、高学历、高智商是当前违纪违法行为发生的主要特点和今后的主要趋势。他们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广泛的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同时，领导干部与配偶、子女等特定关系人共同作案所占比重较大，家族共同犯罪特征明显。　　

3、涉案官员的地域性。梳理落马高官简历不难发现，其中不少都是盘踞此地多年的“官场老人”，有些甚至就是生在本地、长在本地、仕在本地的官员。比如，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等六名落马官员。而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以及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等，虽然并非本地人，但他们在该地官场也深耕十年以上。　　

4、案件性质恶劣。一是资本积累型腐败特征显露。腐败分子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享乐型的财富积累发展到资本的积累，从经济腐败向政治腐败和司法腐败发展，危害甚大。二是案件性质恶劣。一些党员干部丧失党性原则，拉帮结派，循私枉法，胆大妄为。有的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有的甚至雇凶杀人，直接沦为罪犯。三是权钱交易严重。近些年来，几乎每个被查处的高官背后，都有大款和商人的影子，都有权钱交易的勾当。四是生活作风腐化堕落。一些贪官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身，恶劣行径令人发指。　　

5、作案手段隐蔽且手法新颖。有的利用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健全不完善之处钻空子，借机获取好处；有的利用法律政策的便利，直接制定合乎自己需要的规章制度，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有的在干部提拔或工程招投标等方面，表面上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合理合法，看不出任何破绽，实际上却暗箱操作，行权钱交易之实。还有的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有的订立攻守同盟，有的在作案之前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反调查能力极强，给后来的查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例如前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案发时，光是查出来的洋酒xo就有100多瓶，很多存折都是以亲友的名义存的。原四川泸州市招生办副主任石仁富的不义之财共有63张存单和280张其他有价证券。这种形式就是典型的“偷梁换柱”法。“还有一种形式是‘瞒天过海’法”，王明高说，有的人在职时为他人谋利但不收受好处费，待离职后再收受贿款等。　　

6、外向型腐败问题严重。有的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将在国内的非法所得转移到境外；有的与境外不法商人合作，在境外进行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有的实行有计划的撤退，以“合理”名目将妻子儿女弄到境外，将巨额不法资产转移出境，一有风吹草动，贪官自己便迅即抽身外逃，溜之大吉。中共中央书记习近平自前年11月份上位后，掀起反腐风潮，大陆民间也因此风行网络反腐、实名举报。在习近平捉贪官之际，11月份资金异常外逃410亿美元，中共贪官们悄悄在国内抛售豪宅，并加快步子将资产转移到海外。2011年底，《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胡润《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等，相继报导中国资金外流严重，出现了富人携资举家外逃的现象。　　

二、当前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形成的原因　　

1、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仍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严峻斗争。受其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上产生迷茫，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有的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二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已进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和公共资源分配不公，造成一些党员干部心理失衡，引发了大量不规范的甚至是腐败的行为；同时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样，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三是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严峻考验。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地位、党员干部的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正面临着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2、反腐败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一是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不够。有的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治党不严甚至软弱涣散，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和纪律建设受到削弱；一些基层党组织工作薄弱，党员教育管理的内容和方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党员思想变化的实际，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有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对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工作力度不够，反腐败任务没有真正落实。二是制度建设存在不足。一些领域腐败现象频发多发，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有关。三是监督机制不畅。监督的缺失和不到位，使得一些人有恃无恐。有的卖官鬻爵、收受贿赂长达数年，却长期未能发现。特别是领导干部权力过大，存在上级监督不到，下级监督不了，同级监督不好，群众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