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来咨询专家对扶贫项目的开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自身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与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间存在一系列冲突，常常会面临伦理困境。本文从宗教信仰、人情社会和道德体系三方面论述了咨询专家可能遇到的伦理困境，认为这样的困境对于扶贫项目的开展具有双重的作用。　　

关键词：咨询专家  乡土社会  伦理困境　　

咨询专家在扶贫项目的筹备、实施和评估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需要“从技术上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成功，但同时能够使得项目操作符合国际发展项目运作要求及国际援助机构的要求。[1]”作为援助机构与项目机构之间的桥梁，咨询专家必须既了解发展项目的运作规范，又了解当地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才能做好信息的沟通和问题的解决。但在扶贫项目实践中，咨询专家往往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会发生冲突，导致咨询专家在伦理上处于两难的困境。　　

一、咨询专家的伦理困境：现实性与可能性　　

英国《韦氏大辞典》对“伦理”一词的解释为：一门探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及讨论道德责任与义务的学科[2]。简言之，伦理就是一种社会规范和秩序。伦理困境，即在一定情形下，对某种行为做出是对还是错的判定困境，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即是人类伦理困境的一个生动描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常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伦理困境，如公务员在“经济人”和“行政人”之间的选择、社会工作者在为案主服务时遇到的保密与忠诚的价值悖论等。事实上，伦理困境源于人在特定情境下多重角色、多重判断标准的冲突，即个人伦理准则和职业伦理标准或组织伦理标准间的矛盾。因此，伦理困境的出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又因人的能动作用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扶贫工作自诞生就带有一定的道德色彩。其他群体出于人类共有价值判断和道德准则对弱势群体予以协助和救济，使其得以维持基本的、有发展能力的生活。可以说，通过自身行动实现社会公正和幸福，是扶贫工作的道德承诺。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其伦理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如《联合国宪章》指出，发展权和远离饥饿的权利是人类的基本人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贫困的实践就是一种道德实践。另外，现代意义上的反贫困工作深受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等经济理论的影响，更偏好于经济增长和现代技术方案[3]，希望通过城镇化和工业化使穷人在经济增长中获益。而扶贫咨询专家正是在反贫领域受过职业训练的专业人才，在项目实施时，必须遵守一套成文的规则。这套规则不仅是由反贫困工作道德实践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扶贫机构的性质和工作模式决定的。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反贫困项目推行的主要地区——广大农村，乡土文化的色彩仍很浓厚。例如，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礼治和长老统治在整个乡土社会的维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在无孔不入的现代化大潮中，广大的乡村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道德机制和文化模式式微，经济理性和契约关系等“现代性”的产物正越来越多的出现，但乡村社会并非完全被动的，其韧性使之能够采取一定的能动应对，从而使乡土文化保持一定的活力。由于扶贫项目区主要是经济较为落后、较为封闭的农村，这些地区农户的主要生计仍是传统农业，与外界交流相对较少，乡土文化的存留必然更加完整。因此，专家在农村进行扶贫实践时，以上所说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与由乡土文化衍生的伦理标准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而给扶贫工作造成很多的伦理困境。以下从宗教信仰、人情社会和道德约束三个方面来论述扶贫项目咨询专家可能遇到的伦理困境。　　

二、宗教信仰——修庙宇还是建水坝？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宗教信仰。这主要表现为对佛教和道教的信奉，其中还包括对民间神佛的崇拜（土地爷，灶王爷等），另外，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本民族的图腾，信仰或者仪式（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景颇族、珞巴族等一些少数民族中还保持着原始的自然崇拜）。因此，很多村落都建有庙宇，道观，鼓楼等宗教仪式空间。这些宗教信仰和与之相伴随的神圣空间对一个社区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涂尔干认为，宗教具有其特殊的社会功能，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维持着社会“精神共同体”的存在，而与之共生的仪式则是确认社会价值的象征性手段，有助于强化集体意识和社区认同感，以及社会的稳定和整合。甚至在极端贫困的社区中，也有可能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存在，使得整个社区呈现出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和文化认同，而不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或者个别成员因为贫困而生存权遭到剥夺的现象。梁国平也认为，“民间的宗教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内驱力的一部分来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