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他国或本国城市比较，在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实现城市价值所具有的各种竞争优势的系统合力。

■ 经营城市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第一推动力。目前，经营城市的目标正从单纯增加政府的财力延续扩展到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综合素质，理应成为经营城市的首选目标。


毫无疑问，入世加速了我国全球化进程。但全球化究竟是什么，表现在哪里，人们还有不同的认识。就目前来看，有一点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全球化将最明显地表现为一国城市化的加速度发展，这会促使城市化进程中全球资源及要素流动性增强，尤其是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速度加快。这种要素的流动性给城市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场化配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同时这种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变化也给城市工业、市场、资本、人才、贸易带来波动，增强了城市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内部的无组织力量增加，破坏了城市超稳定结构的适应性，使“静态型”的城市结构变得脆弱，城市的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源流动的环境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资源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全球化浪潮正在淹没城市之间的市场界限，打破旧的行政区划的格局，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国际资本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中。全球化思考和本土化行动已成为各级地市领导制定城市发展战略的两个着眼点。

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判断

中国城市化水平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它有什么样的经历和特征？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城市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的。

中国城市化发展整体水平初级化

中国的城市化大致开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７８年以前，它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的正常发展阶段。当时随着经济恢复与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相应地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重。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的剧烈波动阶段。由于人口增长对城市的压力日益增大，国务院在１９５８年颁布了《户口管理条例》，严格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这是中国此后关于户籍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但为了“大跃进”的需要国家不得不从农村大量招工，结果使城镇人口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迅速提高４个百分点。“大跃进”的失败与自然灾害又将新招职工大量下放，１９６３年城镇人口比重下降到１６．８％。这一时期城镇人口比重的“大起大落”主要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造成，但是“户籍管理”制度在城市化中的“篱笆作用”已经显示出来。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的停滞阶段。经济调整与“文革”时期的经济混乱，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这一阶段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体制使中国城乡正式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

经过了上述三个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直到今天，仍然遗留着下面三个方面的阴影：一是城市化从整体上是受抑制和严格管制的，与快速的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步伐缓慢，拉大了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二是城市发展依然受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级别的影响。各项投资与城市的行政级别相关，城市化主要体现为大中城市的发展加快，小城市（城镇）的发展缓慢。三是在城市发展规划上，缺乏科学性和协调能力，行政性和主观性比较明显，导致城市化的滞后。可以说，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才刚刚开始，现在只是城市的初级化。

中心城市现代化初见成效

与我国城市化整体水平的初级化相对应的，是东南沿海部分中心城市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城市化的水平正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数量迅速增加。１９７８年全国城市为１９２个，１９９０年增加到４６４个，２０００年达到６５９个，２２年增加城市４６７个，平均每年增加２１．２个。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国共有建制市６６２个，其中直辖市４个，副省级市１５个，地级市２５０个，县级市３９３个。而据建设部的最新统计，至２００１年，中国共有城市６６４个。

小城镇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商业流通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１９８３年，国家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了乡（镇）建制，并放宽了建制镇的设立标准，这为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１９８８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１１４８１个，是１９８３年（２９６８个）的３．９倍。到１９９９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１９２１６个，还有近３万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２００１年，我国的建制镇已达２万多个小城镇的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力，这是“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主要体制。

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城市化率持续攀升。我国市镇总人口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２４５万人，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０１９１万人和１９９９年的３８８９２万人，２１年增加２１６４７万人，年均增加１０００万人。２０００年第５次人口普查中城镇人口总量增加近７０００万人，使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上升到３６．２２％，比１９９０年（２６．４１％）增加１０个百分点，比１９７８增加１８．３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０．８３个百分点。２００１年底全国非农业人口１７７５３．３１万人，比上年增长４．８％，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步伐是不慢的。

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４７％，发达国家和地区约为７５％，发展中国家在３８％左右，最不发达国家大约为２２％。２０００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是３６．０９％（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及统计标准）。２００１年为３７．６５％，提高了１．５６个百分点。今年，各方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纷纷出笼：国家统计局认为到２０１０年将达到４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说２０年内将提高到６０％；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未来３０－４０年内达到７０％。
据国家计委规划司提出的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建议，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５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每年提高１个百分点（不包括市镇人口自然增加的４０００万），将使２．５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这样，到２０１５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可达到４５－５０％。当前，我国国民收入的５０％、工业产值的７０％、工业利税的８０％都产生于城市，９０％以上的科研力量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城市已成为高科技、通信、金融、信息、教育的主要载体。

就目前来看，制约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政策与分散性城镇化道路的“两面性”。鉴于中国城镇化滞后及分散性城镇化道路的一些弊端，９０年代学者们着重分析了这种城市化道路导致的聚集效率损失，并认为它导致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化，制约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及资源的总配置效率损失。二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过程之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拥挤在狭小而落后的生产空间。而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十分薄弱，并丧失了通过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历史性机遇，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是以牺牲农副业，剥夺农民，依靠工业本身的自我循环，结果城乡差距拉大了，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也在不断减弱，这就促使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缓慢，城市综合功能严重削弱。

加快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基本思路

借鉴国外城市化发展的思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快中国城市化建设，大体上可分两大步走：

第一大步，加快城市化，应当把重点放到塑造与增强城市健康发展的机制方面。１．促进城市聚集效益作用的发挥，塑造城市发展的活力机制。只要城市有活力，不论何种类型、何种规模的城市，都不应人为地控制其发展规模。２．建立各类资源和要素自由合理流动的资源配置机制。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信息在空间方面的自由流动，是企业、产业和区域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发挥城市聚集效应的基础。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前提下推进城市化，才能发挥持续的最佳聚集效益。３．正确处理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两者应当建立分工协作的关系，各自把主要活动限制在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内。４．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方针政策。新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