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环境保护的主要内容是自然保护和污染防治两个方面。以自然保护而言，重点是合理开发、利用、抚育和保护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等。在中国，自然保护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这是我们炎黄子孙的骄傲。

 
　　一、古代环境保护的官方机构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设过虞、衡机构。相传我国最早的虞产生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据《尚书》和《史记》的记载，舜帝时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如果此事确切，则我国设虞的历史就有四千多年了。虞、衡的职责，各朝虽有差异，但大体相近。
先秦虞衡的职责，《周礼》记载颇祥。先秦有山虞、泽虞、川衡、林衡。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产的地方设藩篱为保护边界，严禁人们入内乱砍乱伐。
林衡为山虞的下级机构，其职责是负责巡视林麓，执行禁令，调拨守护林麓的人员，按察他们守护林麓的功绩，赏优罚劣。
泽虞与山虞相类似，川衡与林衡相类似，只不过一管山林草木，一管川泽鱼鳌而已。
如果说先秦的虞衡职责主要是管理与保护山林川泽，那么，唐宋以后的虞衡则兼管了一些其他任务。比如，据《旧唐书》记载，虞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番客，并于农隙纳之。”这里，虞部的任务主要是五项：一为京城街道绿化；二为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五项之中，有四项是属于环境保护范畴内的工作。
明朝虞衡清吏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明朝规定“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名胜古迹不得入斧斤，禁樵牧，同时要备办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可见，虞衡除关于保护方面的任务之外，又增加了物质供应方面的任务。但虞衡的保护性质没有改变。
 
　　二、古代环境保护的规定与法令
 
古代环境保护的规定与法令往往以礼、律、禁令、诏令等形式出现，有的是综合性的，有的则是特为某一目的而作出的专门规定。
据先秦古籍记载，早在夏朝便有这样的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鳌之长。”这即所谓“禹禁”。禹禁是否真产生于夏朝，有待确证，但此类禁令产生于先秦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多种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证。
在《国语》中，有一个里革新罟（gǔ网）匡君的故事，其中里革对鲁宣公讲了古代何时可以捕鱼，何时可以捕鸟捕兽，以及“山不槎蘖（niè），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ní）
，鸟翼 卵，虫舍”的古训。这些都是古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具体规定。
《礼记·月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各季各月的具体规定，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
、毋卵。”这就是正月的保护规定。在《礼记·曲礼》中，对打猎活动作出原则规定：“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  
卵者。”这实际上是对打猎数量的限制，即国君春天打猎，不能采取合围猎场的办法，大夫不得整群整群地猎取鸟兽，士不得猎取幼兽或拣取鸟蛋，显然这是为了防止斩尽杀绝，以使鸟兽能正常繁殖。《礼记·王制》还规定，正月獭祭鱼以后，管理水泽的虞人才可以下水捕鱼；九月豺祭兽之后，才能猎兽；八月鸠化为鹰之后，才可以张网捕鸟；草木零落之后，才可以进山砍代树木；昆虫蛰伏以后，才可以烧草肥田；不捕杀幼兽，不攫取鸟卵，不残害怀胎的野兽，不杀未长大的鸟兽，不倾覆鸟巢。这些礼节被称作《王制》，显然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古籍中属于保护禁令的记载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僇，缳网置罦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深渊，泽飞舟虞不敢缘名（罠），为害其时也。”在管子和荀子论述虞师的责任的时候，提出“修火宪，养山林籔泽草木鱼鳖百素，以时禁发，使国家租用而财务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王制》），这里的“火宪”，即是防火的规定或法令。
以国家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最早和最典型的是《秦律》中的《田律》：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 
享者，是不用时。邑之纤皂及它禁苑者，麝时毋敢将之以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见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的秦简）
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历朝多有，如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夏六月下诏说：“令三辅毋得以春  
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这可以算作一道专门保护鸟类的诏令。
宋朝的某些皇帝比较重视生物资源的保护，下诏颇多。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当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就能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二月下禁捕山鹧诏，申明“自今诸色人，不得采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这很可能是因为滥捕而使山鹧数目锐减以至有灭绝危险才发布此令。
总之，古代的保护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一般都比较具体，具有法的性质，并且确实起过一些保护环境的作用。
 
三、古代环境的主动保护意识
 
如果说古代中国环境保护的机构和法令只是从崇尚自然出发，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