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徐教授，您好！您一直致力于观察和研究我国农村问题。最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又看到了您的新作，对县域农村群体性事件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新见解，我想，这对农村基层干部来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您能否就此向本刊读者作些介绍？
 
    徐勇教授（以下简称“徐”）：非常愿意。
 
    记者：您是怎么提出“接点政治”一说的？
 
    徐：当今世界在总体和平中局部性动荡不安，中国也是在总体稳定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群体性事件“由乡入城”，规模扩大，烈度提高，处理难度增大。这样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城乡结合、人口相对集中的县城，比如贵州瓮安事件、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这些事件，看似偶然和孤立，但其中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记者：就是说，这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是特定的历史－制度背景的必然？
 
    徐：是这样。农村群体性事件向县城扩展，是历史和体制变迁的结构性问题，是不同社会和政治要素衔接过程中的“接点”问题。群体性事件是一种由突发或者偶发事件引起，并演化和扩大为参与人数多，影响大，并直接针对地方政府的聚众事件。由于其突发性、影响大，人们较多关注的是事件本身，对其背后的内在联系却缺乏深入的分析。当前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中，这种变革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即不同的社会要素共存同一时空。只有使不同要素有机的衔接，达到相对和谐状态，历史变革才能有序进行。否则就会产生结构性社会矛盾、社会磨擦、社会撕裂，进而导致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正是在这一结构性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如果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群体性事件又累累发生在县城？这就需要引入新的解释框架。
 
    记者：这就是“接点”？
 
    徐：是的。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看似一个整体，实际上它是由很多个体组成的。在个体与个体的连接中就有一个连接点。比如，电焊工将两个部件焊接为一个整体，焊接的地方称之为接点，即电焊接口。为了将两个部件连接在一起，对焊接工艺的要求十分高。即便如此，接点部分仍然是一个整体中最为脆弱的部分，不仅容易锈蚀，而且容易产生金属疲劳，因此成为整体构件中最有可能断裂的部位。为此，在寻找焊接口时，一般选择在应力最小的部位，使它不至于应力太大而断裂。
 
    记者：您把这种“接点”现象用于了政治学分析。
 
    徐：一般而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经济利益的分配者或调节者，也成为社会矛盾集中反映的领域。但是，政治体系并不是没有差别的整体。在这个体系中，有力量强大的部分，也有力量弱小的部分，有矛盾集中爆发的部分，也有矛盾相对平和的部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非均衡状态。
 
    记者：您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就曾写道：“国家整体层次的一元性、一致性与国家统辖下的政治社会的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结合，‘大一统’与非均衡的结合，才是中国政治社会的完整状况和典型特点。”
 
    徐：您也看过这本书？
 
    记者：那是当然。
 
    徐：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将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并取得胜利，就在于找到了统治力量最薄弱的边远乡村。在当今政府治理中，城乡结合部往往成为治理的“盲区”和“难点”，就在于其不同要素的“接合”部位。特别是在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当今，政治体系各部分的“政治应力”更为不平衡。社会矛盾及其集中反映的群体性事件很容易在那些“政治应力”最为脆弱的“接点”部位发生。
 
    记者：那么，县域就是这样的政治“接点”？
 
    徐：国家是政治领域的主要组织，社会由国家治理和组织；而国家组织又是由一个个层级构成的，县官以上的官都是管官的官，只有县官才是管民的官。县官亲民，民众有福，县官欺民，民众有难；矛盾激化时，百姓首先攻打的是县府，捉拿的是县官。因此，2000多年来，县一直是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的“接点”部位。“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安则天下安”。国家治理，成在县，败也在县。
 
    正因为县的地位重要，孙中山先生在设计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主张以县为基础的地方自治，将县作为民主政治的底座。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政权延伸至县以下，在县以下的乡镇设立基层政权，在乡镇以下的村庄设立政府指导下的基层组织，形成了庞大的政权组织网络。“官”一直延伸到了民的家门口。这是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重要的不同之处。但是，县政承上启下，仍然是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之间的主要“接点”。县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枢纽，只有通过县，治理国家的机器才能运转起来。所以，县政是县域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也是县域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直接关系到地方治理的成败，也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部位。
 
    记者：请您结合具体案例谈一谈。
 
    徐：好的。其一，县政是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的接点，是地方决策中心。进入20世纪以来，除了中央权力外，地方的决策权也愈来愈多。一方面是国家上层愈来愈深地渗透到地方基层，另一方面是地方基层的自主性愈来愈大。县政则是直接面对民众的地方决策中心。从利益关联和政治层级性的角度看，愈是距离民众远的权力，愈能获得民众的信任；愈是距离民众近的权力，愈与民众的直接利益相关，也愈为民众所关注。所以，在整体国家政治体系中，县政是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权力的“接点”，也是政治应力最为薄弱的部位。一旦县政决策失误，就会激化矛盾，形成危机。
 
    记者：江西南康事件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由县政府“红头文件”决策而引起。
 
    徐：是这样。2009年5月初，南康市以加强家具市场规范管理为名，部署对全市家具企业进行集中清理整顿，颁发红头文件《南康市家具企业清理整顿实施方案》，并对原有的税收征管办法进行调整，重新制定了《木（竹）材产品成品方单位税额表》。按照这一部署，南康市从6月15日起执行新的税收征管办法。但是，这一文件引起利益相关人的不满，认为新的税额加重了负担。6月15日上午，部分家具业主及家属数百人到市政府上访，后又扩大到将高速公路南康进出口处和相临的105国道阻断。事件发生后，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和省长均作了批示。南康市委、市政府随即下发文件，公开宣布并立即终止此次家具整治，事态才得以平息。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平息都源自于该市的“红头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地方的“红头文件”具有极大权威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因利益关系调整不当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将会愈来愈多，因而县政决策就需要更为慎重，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记者：请您继续。
 
    徐：其二，县政是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接点”，是一级完备的基层地方国家政权。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政府体系完备并实行分级治理。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延伸至乡，政治组织网络也一直延伸到村。但是只有县才是一级完备的基层地方政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县有完整的地方人大和政府行政、司法机构，可以说是中央及其上级政府在基层地方政权体系的复制。虽然县以下设有乡镇，但是乡镇历来都不具完备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