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证券内幕交易作为证券市场的严重违法行为，如果采取事后监管的方式不仅执法成本较高而且社会危害性不能避免。所以，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是最为恰当的。而这种结果的实现需要建立完备的证券内幕交易预防制度，而预防制度最重要的便是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关键词：内幕交易；信息披露；安全港
 
    一、宏观上，应建立以强制披露为主，自愿披露为辅，有限度地披露制度
 
    最及时、彻底、全面的信息披露制度是防止证券内幕交易最有效的方法和策略。应该说这是我国信息披露制度的必然状态，但在当前的环境下，本文认为应该建立强制披露为主，自愿披露为辅，有限度的披露制度。
 
    证券市场信息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而信息的制作、发布都需要耗费公司大量成本，而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一旦公布，那么任何市场的成员就可以零成本获得，这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是不划算的。况且，信息披露还在某些时候会被竞争对手加以利用，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动力不足。即便在其他公司联动效应的影响下，上市公司会进行信息披露，但在此情况下，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必将是公司的管理层根据成本——收益比较后，所得出最低披露量。另外，市场的相对方广大投资就会由于信息不对称根本没有机会得到足够的公司信息。
 
    为了保证市场的公平性，防止内幕信息泛滥。有限度的强制性披露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而言，符合我国国情的强制性披露制度应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意识不强而中小投资者自己获得信息的几率又很小，中国的证券市场又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况且，政府应是公众服务机构，所以，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主体应该是政府机构。我国的证券监管部门，应该通过法律的制定，要求上市公司提交信息报告，通过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布。第二，虽然彻底的信息披露是最好的规制证券内幕交易的方法，但信息披露是要耗费大量成本，而且有时会被公司竞争对手所利用，所以，如果信息披露没有一个量的限度，必然使上市公司为了节约成本违反法律，或者按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进行披露，从而使强制性披露政策实际效果不明显。因此，要实现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收益最大化，应该通过数理模型的建构以及实际情况的分析，综合考虑公司成本与社会收益情况，确立一个合理的信息公开数量及时间标准，并通过法律加以确定。这样就能很好减少证券内幕交易。
 
    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有其自身的优点。对上市公司而言，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减少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程度，避免内幕信息存在；还有利于提高中国证券市场有效信息供给，有利于提高股票价格对市场价格的反应能力和市场效率，使得价值投资更容易实现而证券内幕交易等非正常投资行为有所减少。另外，自愿性披露惯例的形成能促成市场诚信氛围形成，从而，很大程度抑制证券内幕交易的产生。因此，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既定条件，有必要应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经理人不同的行为选择与公司价值进行最优化经济分析，建立自愿性信息披露内容的临近值模型，求出信息披露的行为边界，从而促进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以期与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融合。
 
    二、预测性信息披露体系的完善
 
    公司信息一般包括：历史信息、现实信息、预测性信息三个部分。而预测性信息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本着善意的原则，在合理的推理基础之上，对未来一定时间内要发生的、对证券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所做的主观评价。在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内幕信息多来源于预测性信息，部分证券内幕交易是通过预测信息不合理运用来实现的。要杜绝证券内幕交易建立完整的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认为完整的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安全港”制度、表明警示义务、更新义务以及配套措施，只有这几个部分相互配合才能使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完整并具有现实操作性。
 
    （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港”制度
 
    “安全港”制度是指，如果有关企业未来财务状况或经营计划和目标等内容的预测性陈述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得不真实了，但此陈述在做出当时是善意的，且有合理的基础，那么预测性信息的披露人就不必为此承担不实陈述的责任。我国建立该制度应当规定何种信息受该制度保护，哪些类型的发行人受该制度保护，谁负有证明“合理基础”和“诚实信用”的举证责任，预测所依据的假设是否在该制度范围之内的这几个方面。其中，应特别强调的是，只要预测性信息是建立在善意和合理的推理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