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自1990年“1.57危机”以来，为解决人口减少、少子化现象加剧等社会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少子化对策，但实施效果甚微。这是日本社会体制的产物，只有对日本的社会体制和相关法规方面进行改革，少子化问题方能得到有效遏制。
 
    关键词：少子化现状；根源；对策
 
    多年来，日本的少子化现象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2010年日本人口总数将开始转为负增长，2100年将降到47712千人，即仅相当于1960年人口总数的一半略多一点。如此，日本将不得不继续遭受（包括因劳动人口缩减而引发的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各种问题的困扰。
 
    一、日本少子化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面临日趋严重的人口出生率下降问题。从出生率来看，日本在二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出现首次高峰期，育龄妇女（15-49岁）的总和生育率（一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在4.0以上。20世纪60-7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高度成长期，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并维持在2.13上下的状态。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标准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为2.1。即一个国家的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应该维持在2.1以上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才能维持人口的自然替代。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则被称为少子化。
 
    197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91首次低于2.0，此后一路下滑，1990年降到1.57，日本称其为“1.57危机”。少子化问题虽然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普遍关注，可是，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199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43，1997年又降到1.39。此时，日本的老年人口为19758千人（占总人口15.7％），首次高于少儿人口，开始进入“少子化”社会。显然，自1974年以来的30多年间，日本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的生育率。
 
    进入21世纪，日本的生育率继续持续下降2000年为1.36，2005年为1.26，5年间生育率下降0.10，再创历史最低水平。近两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不容乐观。
 
    二、日本少子化的根源
 
    （一）未婚和晚婚比率的上升
 
    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未婚”和“晚婚晚育”比率的上升。1975年有9成的30岁以上的男女已经结婚，30-34岁未婚男性为14.3％，女性为7.7％。根据2005年的国势调查，日本年青人未婚率持续上升，30-34岁未婚男性为47.1％，女性为32.0％，分别比5年前的国势调查时上升4.8％和6％。而终生未婚率和30年相比是，男性从2.1％（1975年）上升到15.1％（2005年），女性从4.3％（1975年）上升到6.8％（2005年）。前后鲜明的对比可以看出日本未婚化的日趋严重。
 
    1975年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是27.0岁，女性是24.7岁。2007年日本人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30.1岁，女性为28.3岁（男女均比上年上升0.1岁），结婚年龄越来越高说明晚婚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约30年的时间里，男性上升了3.1岁，女性上升了3.6岁。
 
    初婚年龄的推迟形成晚婚化，晚婚化导致妇女生育年龄的推迟。从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来看，2007年生产第一胎年龄为29.4岁，和30年前的1975年相比分别晚3.7岁。生育年龄的提高势必制约生育和生育人数，由此说明晚婚和晚育也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
 
    （二）工作与育儿难以两全
 
    关于女性工作与育儿的状况，据日本劳动研究机构2003年的“关于育儿、护理和工作并立的调查”，有30％的女性因为工作和育儿兼顾的环境不完备为由而辞职。在回答“生育前后而辞去工作的理由”时“为了专心做家务和育儿而主动辞职”的占52.0％，因“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为24.2％，因“被解雇和劝告退职”的为5.6％。
 
    而在“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的具体理由”中“无法取得育儿休假”的占36.0％，“小孩生病等不得不经常休假”的占32.8％，“幼儿园等的开园时间和工作时间不合”的有32.8％，“无法将孩子送幼儿园等”的有28.8％。这些充分反映日本女性生儿育女和工作难以两全的现状，使得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选择晚婚甚至独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换取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特别是在社会育儿支援体系尚不完备、育儿的机会费用上升等情况下，生儿育女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不仅成为阻碍女性自立、影响其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育儿家庭的经济收入，导致人们对结婚、生育采取消极态度，出现了女性就业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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