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人人格是商法研究与商事法律实践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在中国商法研究中，对商人人格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文章通过对民事人格与商人人格之间的关系、研究商人人格之构成等方面的探讨，透视商人人格的内涵。较之于商人人格在商事主体制度和商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商法学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笔者将商人人格作为一项研究课题，以期在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商人人格能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商人人格；商人人格构成；商人；商法
 
    一、商人人格在中国商法学界研究的观状
 
    从中国商法学界对商人人格的研究现状来看，直接论及商人人格的文字十分稀少，大部分学者是从民法的角度间接地触及商人人格问题。因而，对商人人格的第一种研究路径便是以民法中有关民事人格、民事权利能力的基本原理和逻辑为依托与参照，将其直接移植到商人人格的阐释中。目前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是将人格与权利能力相等同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本身并不科学，若以此为参照去解释商人人格及其与商事权利能力的关系，可以说有百弊而无一利。
 
    二、商人人格的基本规定性
 
    阐释民事人格与商人人格的区别，不仅能够展示民、商法中人格的价值追求与法律的构成因素之不同，而且也为分析总结商人人格的基本规定性提供了切实又切近的参照系。因此，这种比较性分析是研究商人人格规定性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一般说来，民事人格与商人人格的区分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事人格深具伦理色彩与价值内涵，而商人人格只是事实问题，不具伦理属性，也不承担价值使命。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自然人与市民的分离，自然人格与法律人格的割裂，既为在法学上抽象出人格学说提供了素材，又为在法律上维护等级性制度提供了支持性工具——人格。然而，在自然秩序中，平等的人格是客观存在的，其既为人们追求的一种目标，亦为追求本身提供了恒久的动力。可以这样说，民事人格承载着人们追求平等、摆脱直至废除等级性社会制度的价值追求，以及基于自然理性的伦理需要。商人人格与其恰恰相反。埃利希指出：“人一经进行自己自身的经营，便会自然地……取得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这是一项法则。”该项判断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人一经进入到商事交易领域，成为商事主体，就先行地事实性地具有了商人人格；这种状况乃为自然之需而非人为硬性安排，但并不是说在商人人格形成与存在过程中没有规律与规则的作用，而是说这些规律与规则是客观自在地发挥了作用。商人人格只说明或表示一种事实，而且这种事实与商事营业的规律性要求相一致。
 
    第二，民事人格存在于“制定法”领域，商人人格存在于“自然法”（如万民法）领域。说民事人格存在于“制定法”领域，首先说明的是，民事人格若获得法律的支持与保障，必须以能够实际发生效力的法律规范为基础；其次要表明的是，民事人格向自然人格的每一次靠近，都是以制定法的记载、规制为巩固手段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徐国栋教授的新近研究成果表明，罗马法中确定法律人格构成要素（自由权、市民权与家父权）的市民法属公法范畴；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之一、潘得克吞学派的主要代表温德沙伊德也认为对“人本身”的调整是一个公法问题，故把该问题从私法的调整对象中排除。如果上述结论是确切的，则进一步说明，民事人格不仅存在于“制定法”领域，还仅存于公法中。
 
    第三，民事人格的演进经历了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民事人格的构成要素的变化轨迹是要素的复数性向要素单一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思想动力主要为自然法思想，而现实动力则为人格残缺不全者与无人格者的抗争。可以发现，商人人格既是经验性的，又是技术性的。
 
    通过对民事人格与商人人格的3个方面的比较，可以确实地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这一系列的分殊可以使对商人人格基本规定性的阐释与辩识更加方便。商人人格的基本规定性应有以下4个方面。
 
    商人人格的事实性。商人人格是事实问题而非价值判断，这既可从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区别中得到确证，亦可从民事人格与商人人格的分殊中获得支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商人人格的事实性在商事交易中的表现。成功的商事交易需要有良好的经商环境和迅捷安全的交易信用机制。商事交易的质与量既与规范营业的制度条件有关，也与商人人格构成的品质有关。在商事制度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商人人格的构成品质将直接决定商事交易的规模与质量。
 
    商人人格的经验性。商人人格的经验性是其事实性的一个延伸。商人人格要素由简单到复杂，是商事生活客观发展的结果，因而它不能靠拔苗助长；商人人格构成中新的要素的增加，既是商人运用其智识开拓、富有创造性地探索的结果，也是商事交易的客观所需，因而在商人人格构成要素的变化中，商人的经验是不可替代的。
 
    商人人格的技术性。希克斯对商人人格的技术性做过这样的描述：商人对于他所经营交易的东西必须拥有财产权；他对那些财产的权利必须是可以证明的。当他出售一件物品时，他必须能够使买主确信，这物品是他的，准备出售的；如果他遭到怀疑，他必须能够证明他对它拥有财产权。从这一论述中，我们认识到，商人人格的构成要求精确且便于操作，这当然在习俗社会或农耕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也不需要它存在。正因为商主体和商行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强的技术性，才使得以两者为调整对象的商法也具有技术性特点，这亦是商法与民法的重要区别之一。
 
    商人人格依据构成的复合性。一般来说，商人人格的构成要素至少应包括企业及财产的证明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类型的商人之人格是整齐划一的，其要根据商人类型（如是人合还是资格）、经营规模与种类以及股东的责任类型而确定不同的构成要素与条件。
 
    由商人人格与民事人格的区别以及商人人格的4个基本规定性可对商人人格做出概括性的总结：所谓商人人格是指在商事生活中，商人（即商事主体）赖以成为商人的事实构成；其由商事交易规律所决定，为商法所记载与集约；它是商事主体制度的逻辑起点，并反映了商事主体的主要技术手段。
 
    既然商人人格在商事主体制度中居于这样的地位，那就需要实证性地分析商人人格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应该依照怎样的原则与标准选择商人人格的构成因素。
 
    三、商人人格的构成
 
    对商人人格的构成，中国王保树教授、高在敏教授、江平教授、徐洁先生等都有过论述和探讨。从观点来看，关于商人人格的构成要素有统一的方面，如商人名称、财产、商人登记，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如独立责任、商事能力等是否应该成为商人人格的构成因素。之所以会出现同中存异的情形。原因是：对人格的理解不同；缺乏确定商人人格构成要素的原则性共识。
 
    伯尔曼在论述新商法体系客观性时指出，商法体系中存在着一种从习俗（行为模型）意义上的习惯到更为细致地加以界定的习惯法（行为规范）的运动。随着商法规范日益变为成文的东西——部分采取的是商事立法的形式，但首先采取的还是那种多少有点陈规旧习性质的成文商业文件的形式——它们的专业性也越发增强。
 
    通过诸多分析，为确定商人人格之构成要素划定了一个范围，即型塑商人的事实因素。根据商人人格之基本规定性，选择与确定商人人格的构成要素应遵循以下原则与标准：
 
    第一，事实性原则。这项原则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将具有价值判断性质的因素排除出去，因为一旦价值性因素渗入商人人格之中，商人人格之真实就会有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