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实现公正执法，对政府而言，就是要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高度负责的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价值追求是公正和效能，这是构建法治政府的最终价值诉求。要实现真正的公正执法，实现建成守法政府、廉洁政府、诚信政府、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这样一个法治政府的目标，法治政府的价值体系构建是必由之路。

　　一、法治政府价值体系构建的必要性：传统行政法治文化的缺陷导致政府价值诉求在实现过程中出现扭曲

　　中国传统行政法治文化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实践的理论指导，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传统行政法治文化深受专制型政治和计划经济以及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官本位”和“民依附”的价值导向。虽然后来受到了西方行政法治文化的冲击，但这种传统的依附型行政法治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却导致即使是在现代行政法治文化的环境中仍然深深地烙着“官本民附”的历史印记。从而在现代法治政府的构建过程中，价值诉求的实现在许多方面依然是扭曲的，这必然对公正执法的体系和执法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是理论建构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现实操作的脱节。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在逐步恢复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就已经逐步提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法治政府构建理论、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也比较成熟。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特别是传统的依附型行政法治文化的影响依然是根深蒂固，法治政府建设的客观现实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政企职责不分，政府职责“错位”、“缺位”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和纠正；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权力与利益挂钩、与责任脱钩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脱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的整合越来越复杂，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为解决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央政府在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上下了很大力气，法治观念、法律意识、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与中央政府不同，地方政府的管理活动更多更直接地介入微观经济和社会具体问题，这种管理模式形成了地方政府更习惯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一切，而不是用法律手段，同时由于传统的用人体制没有根本改变，“官本民附”的观念没有根本改变，管理层中也更习惯用 “人治”的管理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进行社会管理，决策失误和执法不公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可以说，从中央到基层地方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状况大致呈现逐级递减趋势。

　　二、法治政府价值体系构建的途径

　　政府权力缺少有效的规制，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控制权和对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权过大，以及公共服务的缺位，这些是导致政府价值诉求扭曲的根本原因。要消除这些原因，政府价值体系的构建就要从理念范式、制度范式、操作范式三个层面和规制自我、服务社会两个入口上很下功夫。

　　（一）观念范式：切实树立法律权威理念

　　法律权威也就是法律至上，意味着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规制，任何社会主体都没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外的特权，任何社会主体触犯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简单地说，法律是一切社会游戏的法则。法律至上的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良法”观。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法律的公义，要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首先必须保证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是“良法”。正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意义进行诠释时所指出的，首先已成立的法律要获得普遍的服从；其次“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也就是“必须是体现人民整体意志（公意）的法，而不能是长官意志、个人意志、少数利益集团的反映”。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地方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一定要在和现行法律法规不相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的整合上最大限度地保持其社会公正性。

　　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法治政府的理想就是用普遍性的社会规则去解决具体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法律理念上必须把“良法”的普遍性规制放在首位。不管是官还是民，不管是决策者还是执行者亦或是监督者，都不能有特例。正如洛克所言：“国家的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当代中国法律的平等制裁观念更应该值得提倡和重视，在对直接责任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