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中央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它无疑适用于我国所有的农村地区。然而，在传统的农业区之外，我国还有一个广大的牧区存在：以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五大牧区为主的我国牧区面积广袤，达400多万平方公里；牧民分别来自40多个民族，总数达4000多万人。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区域，但它和传统农业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很大的不同：牧区生态脆弱，牧业生产在很多地方已难以为继；牧区社会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农业区，很多地方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条件；牧区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如何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保持其民族文化……牧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牧区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对此，尽管内蒙古、新疆等我国各大牧区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口号和规划，但牧区的很多干部群众仍心存困惑。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这一全新课题，半月谈编辑部特组织记者分赴新疆、内蒙古、青海等我国主要牧区，进行了相关调研。

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是主流

——探寻牧区新农村建设之路（上）

■ 半月谈记者 刘兵 王欲鸣 任晓刚　杨寿德

蓝天、白云，成群的牛羊和美丽的牧羊姑娘，这是人们对牧区永久的印象。然而，总面积4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牧区却有着诸多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新机遇和挑战，牧区的现状又是如何呢？

草场退化，何处寻觅“风吹草低”

8月初，记者驱车700多公里，来到位于中国西北角的新疆阿勒泰地区，这里是以哈萨克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牧民的传统牧区，曾经拥有令成吉思汗也为之惊叹的丰美草场。然而，记者踏访阿勒泰牧区各县，举目所见的广大草场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沙化现象，到处尘土飞扬，有的已经和戈壁滩没什么两样。在牧业大县福海县解特阿热勒乡哈拉比亚村，记者跟随哈萨克族牧民托合套汗出去打草。我们踩着松软低陷的沙土，在东一丛西一丛稀疏生长的灌木和杂草中走了很远，才找到一小片牛羊爱吃的优质牧草。乡干部刘洁琼告诉我们，村庄周围传统牧区的草料已经远远不够吃，因此村里的大部分牲畜都已经被牧民赶往400多公里外的阿尔泰远山牧场。那里由于海拔较高，人烟稀少，还保留着较好的草原生态。但是，即使在远山牧场，由于过度放牧，牧民们每年都要爬到比前一年更高的地方才能看到绿油油的草场。

即便如此，阿勒泰牧区的生态状况在全国牧区来看还算比较好的。在我国五大牧区之首的内蒙古自治区，33岁的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朝克图乡伊克乌素村牧民哈斯说，从他记事起，这里的草原就开始退化。在他小时候牧草有尺把高，可近几年却只能长到一拃高，家门前的伊克乌素河也已经断流五六年了，家里的6000多亩草场养不活他的400多只羊，每年都要花上万元购买草料。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位于北京市以北400公里，总面积20.3万平方公里，是最典型的牧区，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天然植被保存最好的草原之一。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9年以来，由于受气候和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落后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制约，草原退化、沙化日趋严重，生态屏障作用明显削弱，成为京津地区扬沙、沙尘暴的主要沙源地，对首都和华北地区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中国90%以上的牧区，退化、沙化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已经沦为寸草不生的沙地。草长得越来越低，越来越稀；盐碱化、沙化面积逐年增多；干旱、鼠害、过度放牧……这一切都在促使中国的牧区迅速走向衰老。

过载、游牧，落后的生产方式使牧区陷入恶性循环

草场的过载和游牧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齐干吉迭乡，乡党委书记唐建告诉我们，乡里正在大力发展牧民定居，目前游牧人口已经很少。但对饲养量过大的牲畜而言，定居点周围的牧草满足不了需求，游牧方式目前仍无法摆脱。夏季到来时，牧民们便以几家轮流代牧的方式，带着各家各户的牲畜赶往数百公里外的阿尔泰远山夏季牧场。目前，全乡有191户牧民（约占牧民总人口1/5）上了山。据记者了解，这样的情况在阿勒泰各县普遍存在。

“四季转场，终年放牧”，数千年来游牧一直是中国牧民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如果说过去的游牧是一种历史的惯性的话，现在的游牧多少有些无奈。在转场游牧中，牧民们只能住在简陋的毡房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医疗没有保障，子女的教育也只能靠“马背小学”时断时续地维持，牲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差。直至今天，在西藏、新疆牧区，游牧方式仍广泛存在。

尽管饲养数量大、游牧成本低，但传统牧业经营方式并没有给牧民们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收益。由于产品单一，市场饱和，近年来传统饲养的牛羊肉类市场价格一跌再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着晓乡巴尕村的郭日一家全部的生产资料是3000亩草场和85头牦牛，从畜牧业上的受益仅够他们一家人糊口。为了增加收入，每年夏天郭日家的孩子们都要上山采集虫草，一年有六七千元的收入。

郭日说，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放牧牛羊已经不能使他们一家增加收入，孩子们成家立业只能使家里的牲畜和草场越分越少，日子也是越来越窘迫。

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牧区，像郭日一家这样的牧民不在少数。记者在这些地区采访时发现，牧区的贫困发生率普遍在百分之二三十，高的达到百分之四五十。贫困率高、人口增长、生态破坏，使得牧区群众无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固守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而这只能愈加接近贫困的边缘。

人口居住分散，新农村建设无从着手

改变传统的游牧方式，让牧民定居下来，发展以舍饲圈养为主的现代畜牧业，已经成为牧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因此，早在数十年前，全国各大牧区就着手帮助牧民定居，如今青海、内蒙古等牧区已大多实现定居。但据记者观察，很多地方的牧民定居水平不高，处于“半定居”状态，这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大障碍。

记者了解到，早在1987年，福海县就在新疆牧区率先开展了牧民定居工作。当时他们出台了“集中定居为主，插花定居为辅”模式，以乡为单位，分片区、有计划、有步骤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在河谷片区开展牧民定居工作。到1998年，全县牧民基本实现了定居和半定居。但是，这种定居水平并不高：大部分定居点都规模偏小，缺乏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牧民大多仍分散居住，牧民住房以土木结构为主，没有水电，每年大部分时间仍外出游牧。

记者在福海县各乡采访，深切感受到牧区新农村建设的困难：牧区面积广大，仅福海县齐干吉迭乡面积就达9000平方公里，居住着4000多牧民，小规模的、几家几户的定居点比比皆是，极为分散，定居点之间联系尚且非常不便，新农村建设的“管理民主”等等当然无从谈起。即使在戈壁滩深处，记者仍能发现个别一家一户的牧民定居点，以土坯房为主，没有什么正式的道路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