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观点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观发生重大变革的标志。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刘逢媛等在日前举行的“环境伦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从科学到行动”学术讨论会上指出，经济发展、社会制度、自然条件和文化异质性等成为中国推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的主要障碍。

经济发展“交锋”环境保护

一般而言，随着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公众会越来越关心环境保护，环境伦理意识会越强烈。刘逢媛认为，要提高公众的环境伦理意识，使环境伦理观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极其重要的步骤。然而，可持续发展在其实施决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各个地方政府或微观经济单位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违背社会最优的现象。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的根本原则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都是以征服自然的手段来达到其设定的目标，使人与自然处于对抗之中，违背了遵循自然的原则。一方面，很多环境与生态问题，如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等，大都是由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带来的；另一方面，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会对其他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政府或者管理机构的业绩构成威胁。所以即使管理者知道保护环境是发展的最优选择，但是出于自身利益最优的考虑，依然可能选择尽量扩大自己的经济建设速度，同时劝说其他区域优先保护环境，放慢经济发展。因此，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需要在宏观政策上予以调控，比如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等。

社会制度“挑战”环境伦理

刘逢媛说，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决策者和公众普遍持有一种对环境的漠视态度，“人定胜天”盛极一时。因而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出现了许多破坏自然的倾向，如滥砍滥伐、垦荒种植等。这些做法一方面直接造成了环境与资源的破坏，另一方面对社会长期建构起来的环境道德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其结果是人们对急剧恶化的环境公害采取漠然态度，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行为也不断加剧。另外，社会体制中不合理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分配制度，如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不利于环境意识的培养；长期存在的自然或资源无价值意识的作祟也是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