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全球气候正在经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这是人类在新世纪推进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西方八国峰会上指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由于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可能演变成为人类共同的灾难，因此需要形成国际制度框架，防范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从1990年联合大会决定启动国际气候公约谈判，到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2005年12月蒙特利尔气候会议决定启动后京都谈判，国际社会为迎接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一直在不懈地从制度层面作出努力。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减排行动中，也面临机遇和挑战。

《京都议定书》规定在2008年至2012年，发达国家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炭和六氟化硫等主要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根据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因此议定书没有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规定量化的减排指标和义务。

《京都议定书》在减排的途径上提出了三种灵活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ji)和排放贸易(et)。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机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差异，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空间较小、成本较高，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空间较大、成本较低。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影响是全球范围的，因此在任何地方减排对全球都有益处，即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同数量减排都将带来相同的环境效益。因此，cdm允许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提供资金或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

通过参与cdm项目合作，发达国家可以获得项目生产的减排量指标，并用于履行其在议定书下的减排义务。由于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减排量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国内减排行动的成本，因此通过cdm项目实施，发达国家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减排义务的经济成本。发展中国家则可以获得发达国家购买减排量提供的额外资金或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本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cdm是一种“双赢”的机制。

我国经济充满活力，被发达国家认为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实施cdm项目，有利条件包括技术能力强、国家风险低、比较容易获得项目投资等。世界银行曾经预测，中国将占据全球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市场的50%。但市场活力并不等于市场份额。最新资料显示，中国cdm活动的步伐落后于具有相似条件的印度和巴西。关于cdm项目实施的国际规则和程序对发展中国家都是相同的，差异在于各国的政策。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可持续发展，希望cdm项目的实施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不能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减排工具。在这种背景下，2005年10月，我国正式推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和运行管理办法》，要求在我国实施的cdm项目要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减缓温室效应，改进当地大气、水资源和环境质量；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有利于发电资源多样化，支持并帮助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有助于引进先进技术，鼓励科技进步，减排量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