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要背景

开放的中国城市水业近20年来走过了迅速发展的时期。在约5000亿的投资的拉动下，中国661个城市的供排水服务覆盖率快速增长。由市政水设施提供服务的城市人口比例由1990年的50%上升到了2006年的约90%。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几乎从零开始，2006年底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了56%。5年来以特许经营制度为核心的水业改革，极大地提高了水业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传统水业福利服务体系得以打破，社会企业主体得到迅速发展，在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领域社会企业的服务市场覆盖率已经分别接近20%和50%，而在新建设施服务市场中，社会企业的覆盖率则超过60%。一批有影响、有品牌的战略投资人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包括外资、民营和国有上市等多种企业类型。

然而，中国城市水业的形势并不乐观。水环境的恶化，以及水质标准的进一步提高，使城市水业设施的投资压力进一步加大，国家规划“十一五”期间的直接投资需求达到约5000亿元，是过去十五年城市水业的投资总和。城市水业拿什么来应对如此巨大的需求呢？

二、 传统资本投资模式走到了尽头

从投资而言，中国城市水业能够完成前期迅速的发展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货紧缩时期大量的国债投放，提供了城市水业，尤其是污水处理领域的投资来动基础；二是地方政府多年的水业资产积累陆续在资本市场释放，获得了部分的发展资金；三是水价的逐渐提高配以特许经营制度的实施，吸引了社会资本的战略性参与；四是世界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政府信贷提供了投资补充；五是城市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

在以上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城市水业完成了一般情况下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但是，在新一轮更大的投资需求之下，城市水业传统资本投资模式走到了尽头。

在国债资金方面，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形式从通货紧缩转向通货膨胀，以宏观调控为主要目标的国债资金必然面临收缩。事实上，国债资金因为融资主体与使用主体分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城市政府，因此，国债在城市水业的大量使用伴随着普遍的低效，浪费严重，甚至出现了权力寻租。因为城市水业的责任主体是城市政府，在国际上，国债一般都不能为城市水业提供稳定而合理的投资渠道。取代国债在城市水业中地位的应该政府长期融资是市政债券，但是受到中国集权体制的限制和对预算规模的控制等因素，《预算法》短期内难以对市政债券放行。另一方面，国债资金一般以国有股权或债权形式进入项目公司，排斥了社会企业主体的使用，这也是造成国债资金使用低效的原因之一。

在存量资本处置方面，城市政府长年积累的水业优良资产已经处置殆尽，许多已经装进上市公司和政府融资性公司，或者已经高价出售，留下的少部分资产或者产权不清或者负债过高，已经难以发挥下一阶段融资的主流作用。

在社会资本方面也同样面临问题。一是资本所依托的水价受到政治等因素的限制，在经历了十年的快速增长后，进一步全面涨价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二是社会企业主要依靠资本金和短期银行融资，成本过高，不能与城市水业长期经营匹配；三是第一梯队的战略投资人，在经过第一轮大规模市场投资之后负债明显提高，进一步融资面临瓶颈。此外，尽管不断有新的资本性企业的进入，但是一方面对巨大的需求可以说是无足轻重，另一方面新的企业由于没有城市水业的服务经验，还将加大服务成本、提高服务的风险。

在国际金融机构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将逐步从国际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援助名单中淡出，2003年以后国际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中国的援助性投资就已经逐年减少。

在地方财政资金在巨大的城市建设投资面前，早已经无能为力，除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外，绝大部分城市几乎中断了对城市水业的财政性投资，即便有一些少量投资，其主要来源也是土地转让资金。随着土地政策的紧缩，这个来源会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地方财政收入总量的增加，加上中央对财政资金投资环境领域的硬性要求，地方财政投资在城市水业中所占比例或许会有上升，但是，最多是起到一个投资补助作用，不可能成为水业资金的主要来源。

三、 如何满足巨大的投资需求？

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目前的城市水业投资体制面临着多种制约。设计一种适合城市水业新一轮发展需要的产业结构体系需要，统筹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融资渠道问题，要有足够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和融资主体来满足城市水业的资金需要；二是投资效率问题，需要合理的市场机制来高效使用所融集的资金；三是服务水平问题，需要专业的、战略性的机构来提供服务，提高服务的水平和服务的质量；四是价格控制问题，融资成本的有效控制将间接控制水价，保证社会满意度。

如何设计满足以上四个基本要求的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