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蓝藻暴发，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影响；在当地政府的积极应对下，危机得以解除。从当地政府的举措来看，“要以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整治太湖污染，哪怕gdp下降15%”，成了全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新闻；政府的态度与决心给了人民信心，随之而来的关闭不达标的小化工厂举措让民众对政府施政的效果更有了满意的预期。

加强政府的能力建设，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凝聚在行动上，凝聚在对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解决上。从这点来看，太湖污染事件可以从坏事变成好事，使我们对保护环境爱护家园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使我们对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抗击灾害的能力有了更广泛的拥护与保证。

从现代政府受托责任来看，环保问题要求政府出手，其实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水污染的危机暴露出我们的相关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按标准限额排放污染是企业的生存必要，治理污染达到环境可持续要求是公共产品的功能；如果缺乏足够的污水管网与污水处理厂等公共设施，要给公众提供满意的污水收集处理公共服务，那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探视一下我们在环保公共产品上的安排，应该对我们未来高效合理地供应相关公共产品，更好地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更多一些公共政策上的理解。

首先，环保常常是区域性公共产品，是很大范围区域内人们的共同要求，如果存在局部的公共产品供应与其余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缺失，将是整体上最不经济的。我国政府加入全球气候框架协定，说明环保作为公共产品，其效用范围可以跨越国界。水污染的公共产品应对涉及到全流域，并非局限于污染源或流域的末端。树立全流域的水污染治理观念，落实到公共产品的设计上，其成本效益原则就应该是大区域范围的，否则就会出现需要环保公共产品地方成本补偿不到位，所谓“排污的地方收费不治污，治污的地方入不敷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公共政策与公共产品的供应，也就不能因为局部的污水处理费用难以支持充分的处理设施运转，就在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建设与运转上投入不足。

环保作为区域性公共产品，还要求我们设法降低其需求以缓解供需矛盾，具体说来，如果工厂都能够聚集在一些地方形成集中的工业园区，并且同类排污的企业相对集中，所需要的环保设施也就可以集中地规模化处理，总体的环保设施的数量会比星罗棋布地布置工厂要节约得多。新工厂一定要建在有环保处理设施的工业园区，旧工厂应当逐步搬迁到工业园区，尤其化工企业一定要集中在特定的园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