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境质量标准设定得是否合适，关键在于能否对环境管制的收益和成本做出准确的评估。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环境经济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环境经济学家设计了新的方法，并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测度实际的或被提议的环境管制的收益和成本。然而，评估管制成本本身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环境经济学家将主要关注放在了总账的收益一边。关注的中心是，评估非市场物品收益的方法论的发展。这些方法可归纳为间接市场法和直接调查法两大类。本文对这两种方法，以及它们在评估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评述。

（中经评论·北京）环境管制收益与成本的计量问题，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领域，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管制的收益与成本牵涉到现成市场计量措施无能为力的要素，如健康收益和景观美感改善的价值等；第二，政策制定者不愿使用如“人类生命价值”这类的货币计量手段，来评估环境管制的得与失。当然第二点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环境经济学家在评估“非市场化”（non-rnarket）的环境服务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环境革命”至今，环境经济学在收益与成本计量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两点进展：首先，环境以及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利用环境质量与各种市场化产品之间关系的技术，即间接市场法（indirect market methods）。这些方法允许我们从市场化产品，以及以各种方式与其相关的物品的价格，来推测环境质量改善的价值。其次，环境经济学家还借助于在经济学领域一直存在争议的个人直接调查法（direct questioning of individuals），即直接问询个人对环境服务的估价。如个人直接调查法中“或有评估”法，能被用来引出明确而可靠的环境质量改善的个人评价。

在转入评述之前，需简略说明我们是如何界定这个文献评述的。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尝试对“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作一划分。自然资源经济学的突出特征是，它专注于可再生的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跨期（inter-temporal）配置。自然资源经济学理论是运用动态控制方法来分析跨期资源利用问题的典型，它起始于hotelling。的一篇开创性文章。此后，关注渔业、森林业、矿产业、自然能源、濒危物种的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文献大量涌出。我们评述的对象不包括这类文献。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环境经济学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划分界线是相当模糊的。然而，为了使文献评述易于处理，我们将集中于环境管制的两个重要方面：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评估与分配，来展开评述。

一、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评估

环境经济学文献的标准方法，是将生产过程中的废物排放导致的污染，作为“公害”（public“bad”）来处理。cornes和sandler以及baumol和oates，将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产品生产函数及环境质量水平函数，表述为如下基本关系：（1）代表性个人的效用被表示为消费品向量和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而提高，随着环境质量水平的下降而降低。（2）环境质量水平被表示为废物排放量的函数，随着废物排放量的下降而提高。（3）产量被表示为传统投入品（如劳动和资本）向量、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传统投入品、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这个函数关系中，废物排放被简单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降低废物排放量将意味着，部分其他的投人品将被用于废物削减活动，从而减少了用于产品生产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是不难理解的。简言之，降低废物排放量将导致产量的下降。产品生产函数将环境质量水平作为一个自变量，是因为污染对产品生产（如对周围的洗衣店或农业生产）产生负面效应。在最简化的情况下，环境质量的提高可视为所有生产者的废物排放量减少的总和。

　　这里有两种情形值得关注。第一种是，如果消费者（或厂商）将环境质量视为非个人所能控制的，我们能定义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值，然后，根据污染水平的变化，来推测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第二种情形更为复杂。有时通过使用一些投入品，能削弱污染的影响。例如，药品可用来减轻由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疾病症状。这样，就必须改写环境质量水平函数，在改写后的函数中，自变量有污染水平和用来减轻损害的投入品。这样，必须评价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居民的评价，因为居民的评价不再是外生的了。

对厂商而言，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是当环境质量变化时厂商利润的变化量。不论所讨论的是厂商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还是厂商对环境质量下降的赔偿接受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p），这个数量是相同的。对消费者而言，污染水平变化的价值依赖于初始的产权配置。如果消费者被视为必须为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付费，他们应该愿意为这个变化而支付的最大额是，当环境改善时，为达到他们原先的效用水平必须的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消费者被视为拥有更高水平的环境质量的权和，因为环境质量的下降，必须要对其进行赔偿，那么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最小数额是，为达到原先的效用水平，他们必须花费的额外数量。一般而言，与环境质量下降相对应的赔偿接受意愿，将高于为相同数量级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正如hanemann所表明的，接受意愿超出支付意愿的数量，直接随着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的变化而变化，同环境质量与私人物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成反向关系。如果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为零，或环境质量是对一私人物品的完美替代，支付意愿应该等于接受意愿。然而，如果环境质量与私人物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是零，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间的差额可能是无穷大。因此，采用哪个评估概念，是支付意愿还是接受意愿更为合适，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

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并不是依靠自己来单独地描述环境政策福利效应的所有方面。环境质量的改善除了改变空气和水的质量外，可能还会改变价格。因此，除了评估质量变化之外，还必须评估这些价格变化。相比于评估质量变化，评估价格变化是相当直观的。对价格下降的支付意愿，恰好是在价格下降时消费者为达到原先的效用水平而必须支付的下降。对价格上升的补偿接受意愿，是当价格上升时为达到低价格水平时的效用而必须的支付增加。不像环境质量变化的情形，对一个价格上升的补偿接受意愿超过对一个价格下降的支付意愿的数量，仅是收入效应的规模。只要对所讨论物品的支付是总支出中的一小部分，这两个福利指标之间的差额将是非常小的。而且，以消费者剩余，即马歇尔需求曲线左边的面积，作为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在大多数情形下，所产生的误差不超过5%。

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收益都是确定的。jones－lee利用事前方法和事后方法，给出了结果不确定情形下的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至此，我们到了需讨论评估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主要方法的时候了。

二、评估环境质量收益的间接方法

经济学家在评估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时，常使用以下三种方法：预防行为法、弱互补法以及享乐市场法。

（一）预防行为法

预防行为法（the averting behavior approach）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通过一些预防或避免措施来减轻污染造成的损害。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花过多的钱来避免出现某一问题，而宁愿花更多的钱来解决由某种问题造成的后果，预防支出可提供由污染造成的损害的下限估计。只要其他投入品能用来补偿污染的效应，污染水平小幅度变化的价值，可通过用于补偿污染变化的投入的价值来估量。评估污染的非边际变化，必须知道受污染影响的物品的成本函数和这种物品的边际价值函数。当所讨论的这种物品是非市场产品时，边际价值函数的估计将变得非常困难。

预防行为法的适用范围，明显受到污染效应能被其他投入品削弱情形的约束。受污染损害的厂商，大多分布在农业、森林业、以及渔业等领域。在农业的情形下，灌溉能补偿全球变暖对农产品产出的影响。同样地，资本（渔船和索具）和劳动能补偿因水污染而导致的存鱼量下降的影响。对于受污染损害的居民而言，预防行为法能被用来评价健康损害和由空气污染导致的受污损害。一方面，居民能够通过避免与污染的接触，或者，一旦接触，通过削弱接触的影响，来避免健康损害。例如，安装室内清洁器过滤污染空气，或靠瓶装水来解决当地饮水供应问题。

（二）弱互补法

预防行为法利用污染与其他投入品之间的替代，而弱互补法（the weak compleme－ntarities approach）则是利用环境质量与购买的商品之间的互补性，来评估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moler；bockstael and mcconnell）。在实践中，弱互补法最常用于评估休闲娱乐场地的贡献。尽管场地访问没有市场价格，但是它们的成本可通过加总到场地的旅行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所有的门票费）来估算。在测度以场地质量作为自变量的场地访问次数函数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访问场地的人们之间，对场地质量的评价没有差别。对这个问题的一个通常解决方法是使用变化的参数模型，它使场地质量以与旅行成本或收入相乘的方式进人休闲娱乐需求函数，旅行成本或收入，在家庭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方法的一个缺陷是，它允许对一特定场地的访问次数，仅依赖于访问场地的成本，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