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神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其发展潜力、活力的大小，对我国经济整体发展影响巨大；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动脉”，对县域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影响同样巨大。县城经济的发展和“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一，占全国总人数的80%的农民全面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才能说中国已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因此，要实现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就必须大力发展以城镇为主体的县域经济，特别是要重点解决幅员辽阔的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县域经济的发展和稳妥处理好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而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剂”。

根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体系都在不同程度的进行改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深化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重点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三性原则”（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利润最大化等对分支机构进行优化组合，从而提高整体竞争实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这种金融变革直接影响经济欠发达县域金融的发展，实质上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从经济落后地区退出，农村信用社从边远穷乡镇撤退，对欠发达县域经济和金融带来负面影响。

（一）金融机构减少，市场竞争减弱

商业性金融按照效益优先原则，不断加大分支机构的撤消合并，特别是近两年来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纷纷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按经济区域合理布局网点，而经济欠发达县域分支机构因经济效益低下、没有发展潜力，首当其充成为撤销与合并的对象。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进行业务经营战略和“阵地”的大转移，总体是分三个“波次”。一是工、中、建三家国有独资银行从经济欠发达县城逐步“撤退”，或将机构降格、或将业务单一化即仅负责组织存款、结算、贷款只收不贷，优秀业务人员向大中城市“集结”，其他人员采取买断工龄、内退等方式就地分流。二是农业银行从乡镇向县域“转移”，农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镇营业所（办事处、分理处）基本成为其业务经营的包袱，撤并机构符合商业性经营观念。目前，农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基本上无分支机构。三是农村信用社对信用分社、信用站进行大刀阔斧地“裁减”，边远穷乡镇甚至任何金融都没有。

金融改革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对于经济欠发达县域金融机构在数量减少、分支机构“缩水”的同时，又形成了新的垄断格局，仅有三家带“农”字号金融机构即农发行、农行、农村信用社。农发行属政策性银行，不参与商业竞争，实质上在经济欠发达县域金融机构中形成了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力”、中央金融企业为辅的局面；在业务拓展、市场分享等方面双方容易形成“默契”；在县城以下由农村信用社“一统天下”，金融竞争就无从谈起，金融市场竞争减弱的趋势明显显现。

（二）信贷投放增量减缓，资金外流加剧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普遍实行集收化经营战略，信贷向“两大、两优”倾斜，即信贷资金向“大城市、大企业，优良客户、优势产业”集中；而经济欠发达县域企业由于天生存在某种“营养不良”的影响，普遍存在负债率高、规模小、经济效益差等问题，aaa级信用企业几乎没有，贷款审批权上收一级，以及贷款责任终身制，信贷人员责任、义务与权利不对等等，使县级金融机构普遍存在“惜贷”现象；同时，农业经济由于受自然、地理、气候等影响，始终是弱势产业，经营风险很大，农业信贷投放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存款增长速度。经过近几年的调整和深化改革，经济欠发达县域金融发生了急剧变化，普遍由深化改革（96年）前“贷差”行社，摇身一变成为“存差”行社。另外，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也呈现萎缩趋势，一方面随着粮棉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完善，国有粮棉购销企业的主渠道地位受到了“冲击”，粮棉购销业务萎缩，按照农业发展银行“钱随粮走，购贷销还，全程监控，封闭运行”的银行信贷管理原则，国有粮棉企业业务萎缩，导致农业政策性信贷规模刚性“回落”；另一方面，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贷款随着“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完成，新增信贷计划逐年减少，收回力度逐年加大，而这些政策性信贷业务由农行经营，出于风险和效益的考虑，部分新增政策性贷款用于置换商业性贷款，又加剧了经济欠发达县域信贷规模萎缩。

经济欠发达县域信贷规模萎缩，必然加剧资金外流。一是工、建两家行基本上把其县级分支机构变成了“大储蓄所”，组织的存款上交上级行；二是农、中两家行县级分机构为确保内部稳定，减少信贷风险责任，降低向上级行高息借款的压力，提高经济效益，积极归还上级行借款，并加大了上存资金的规模（因上存资金利率高于存款利率，且无任何经营风险）；三是农村信用社为确保信贷资金“三性”，贷款投放很谨慎，虽然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