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使饱受凌辱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实现了和平与独立。此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变革。在经济建设方面，先是尊重私有经济，提倡合作、互助，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沿着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越走越远，以致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邓小平主导，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衣食住行的变化人人可察。但是，到了今天，经济体制的深化举步维艰，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转难以为继，腐败之风积重难返，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愈见强烈。

解决这一切问题的钥匙在哪里？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之后，很快就提了出来。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以后也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推行、如果完全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法开始。但是，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严重滞后了。这方面，邓小平也早就有过说法。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他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1986年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到现在，矛盾越来越深。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愈显突出。对于这种紧迫性，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文革”十年动乱，把中国搞惨了。文革浩劫的破坏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人们的认识则各有不同。

有人把十年浩劫的根子归咎于“四人帮”。有人则说是毛泽东错误地重用了他们。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并不仅在于用错了四个人。毛泽东犯的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系统性的错误；不是短期的错误，而是长期的错误。其实，领袖也是人，难免会犯错误，问题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有没有纠正领袖错误的机制。对比发达国家的宪法、法律，我们发现人家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想了很多的办法，作了很科学的规定，而且能够保证实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搞了个水门事件，被揭露了出来，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国会要弹劾他，他只好辞职。克林顿闹了桃色事件，美国国会启动了弹劾程序，只是最后表决中票数不够，才免于下台，但他已经多次道歉。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能做到吗？人们能弹劾毛泽东吗？能及时制止他的错误吗？毛泽东语录为什么不经立法程序，就成了国家意志，成了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上的“最高指示”，还得“宣传不过夜，执行不走样”？由此可见，“文革”未必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的体制不能及时制止毛泽东推动“文革”。“文革”结束20多年了，但是这一点深刻教训人们并没有真正汲取，没有从法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如果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如何管得了他呢？照样管不了！

总之，“文革”悲剧发生的政治体制系统依然存在，阻止“文革”爆发的机制还没有形成。我们应当深入研究“文革”教训，尽快进行政治改革，消除导致“文革”悲剧重演的种种体制因素，建立起防范机制。

第二，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也有论述。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要与国外大企业竞争，它们的竞争力实在是个大问题。而人们明明看到私有经济效率高、竞争力强，可就是不敢放手发展。这也是受政治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好比人的两条腿，走起路来，虽有一前一后，但不能距离太大。你不能一条腿迈得很远了，一条腿还在后头。可是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已经走了相当的距离，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当滞后，它客观上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

此外，抓紧改革政治体制，也是为了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经济体制改革搞了20多年，成绩很大。但是这个成果有没有丢失的可能呢？不少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办公楼旁边有一个私营小饭馆，我常去吃3元一碗的凉面，跟饭馆老板很熟。他常问我：会不会再来一次公私合营呢？会不会再来一次打倒资本家呀？会不会再割私有制的尾巴呀？会不会把我的财产没收呀？我说，有这个可能性。要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得搞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短暂的倒退不是不可能。那当然是历史的大悲剧。

第三，从反腐败、维护社会安定来看，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迫切需要的。

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参加国际经济竞争，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需要社会安定。那么，什么是危害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呢据1998年和1999年浙江省4个市党风廉政建设的问卷调查，腐败连续两年被人们列为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榜首。近十几年来，全国腐败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罪犯原任级别越来越高，窝案串案越来越多，作案花样层出不穷，顶风作案更加突出。每年最高检察院的有关统计，都说明了这种情况。现在人们在茶余饭后，在电视机旁，在把报纸摊开的时候，最多的话题大概就是贪官污吏问题。对这些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也下了决心，做了工作，司法机关抓了不少蛀虫，也杀了一些，但是贪官污吏还是越来越多，惩治贪官的速度赶不上产生贪官的速度。如同有人开玩笑说，一个陈希同倒下去，千万个陈希同站起来。要减少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之流，就要从制度抓起，从改革政治体制抓起。制度合理，才能社会清明，民心安定。

贪官污吏大肆侵吞国家财富，实际就是侵占了每个老百姓的利益，不可避免会引起人们心里不平，会破坏公信力，甚至会酿出人命，捅出大乱子。随手举一个例子。报载某地父子两人承包了一个果园，讲好了承包条件，这一年果园丰收了，大概能赚三、四万元钱；发包单位就不干了，推翻了承包协议；父子俩等于白干一年。事情闹到法院。发包方请法官吃了一顿饭，法官就判父子俩败诉。父子俩哀告，不管用，儿子气不过，一头撞死在法院门口。这一家再无别人，就剩下一个老头，没了孩子，没有钱，还得交“罚款”。像这样的事情，他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我不赞成老百姓造反，因为这种造反是没有边界的，没有秩序的，最后可能会引起社会失衡，国家柱石坍塌，导致全民族的又一次灾难。还是应该用司法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用民主、法治的办法去解决。目前我们国家总体上还算太平，但是也有潜在的许多不安定因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我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略》。方略就包括了目标和策略等。所谓目标，就是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我国的经济，过去是计划经济，现在要搞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市场经济。那么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认为，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议会民主。

在中国，人们经常听到的民主有两种。一种是领导让群众讲话，叫做发扬“民主”。其实只是领导机关、领导人的一种开明作风，最多是御用式的“民主”。御用式“民主”的表现方式是：“皇帝”开口了，让你说话，你就说吧；说得好听，哦，还不错；说得不好听呢？皇帝就皱起眉头；如果皱起了眉头，你还不察言观色，还要往下说，那就要大喝一声：“不许放屁”再往下说，就抓人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御用武的“民主”’必然就是这样。另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民主”，即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无法无天。无政府主义曾使我们国家深受其害，人民深受其害，这里就不用细说了。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建立的民主制度既不能是御用式民主，也不能是无政府主义式的民主，而应当是社会主义议会民主制度。

什么叫议会呢？议会是通称，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专用名称。譬如说，在英国，是上议院、下议院；美国叫参议院、众议院；俄罗斯叫国家杜马；蒙古人民共和国叫大人民呼拉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性质上也是议会。概括起来说，议会民主就是公民通过定期普选产生议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与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之间实行分权制衡的制度。议会民主是政治学上一个通用概念，在中国也可以理解为人代会民主。中国宪法早已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立法机构，只不过它至今尚未名符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议会民主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并非标新立异而是落实现行宪法。

一个国家，没有政府是不行的，必须有政府，并且要有权威。但是政府的权力不能是无边的。如果权力无边，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会导致暴政和腐败。如何制约这个政府呢？就必须有一个权力机关，这个机关由老百姓选出的民意代表组成，行使立法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这就是议会。

民主的本意是“多数人执政”。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自由民聚集在一起，投票表决重大事项。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第三等级”革命，创造出了代议制。所谓代议制，就是人太多了，没办法坐在一块议事，只能通过大家选举出来的代表会议事、表决。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议员必须是选民们直接挑选出来的。大家一旦把他们挑选出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如果他们不能代表多数人的意见，下次就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