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伴着私有制的出现和国家公权力的建立而诞生。在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或偏离公共职责的现象屡有发生，成为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

　　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存在使人成为追求物质利益享受的动物，各种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若经济的运行与权利的操作不能保持适当的距离，权钱交易的出现则在所难免，权力分配的正义与财富分配的正义就不可能实现，其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整个经济基础的瓦解。所以，加强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控制职务犯罪行为不再发生或使之降到最低限度是创造良好经济建设环境的重要手段。所以，各国学者都对此展开了研究。

　　早在18世纪，古典犯罪学派就曾从犯罪行为入手考察犯罪原因，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新古典学派，其核心观点是：犯罪是行为人权衡犯罪的风险和回报，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和决定的结果。围绕这一思路，情景预防作为一种新的预防手段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所谓情景预防，及时通过情景设计，控制犯罪易于发生的环境，减少犯罪得以实施的机会。它是着眼于犯罪行为而非犯罪人的一种新的预防理念，将其引入职务犯罪预防领域将是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巨大推进。

　　情景预防是着眼于犯罪行为、犯罪被害人及犯罪机会的预防，对于职务犯罪的情景预防应结合职务犯罪的特征建构适合的情景模式。

　　首先，从职务犯罪行为来讲，犯罪行为包括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从犯罪动机的角度，职务犯罪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攀比心理作祟，导致心态失衡；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或纯粹出于贪图享乐的肮脏心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其共有的特征是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只不过有的表现的明目张胆，有的则心虚理亏。在这一方面，职务犯罪与一般犯罪无太大差异，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实现某种愿望。从犯罪过程来讲，职务犯罪行为也同样包括策划、实施、完成几个阶段。由于职务犯罪的主体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而且熟悉与其职务有关的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所以在作案时他们会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为自己创造便利条件，隐藏证据，开脱罪名。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结算工具的运用更使这种智能犯罪隐蔽化。

　　其次，从犯罪机会的角度。职务犯罪的机会主要是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一是职务权力存在的本身。基于国家管理的需要，公共权力拥有支配特定财务和他人命运的力量，人的本性是权力的行使者既有不自觉地消极渎职，也有可能有意识的滥用权力，是不规范的行使权力成为可能。当结合另一个因素--社会没有或者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种可能性就转为必然性。因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休止。”当没有了“界限”，通过不正当行使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成本和风险就显得微乎可微，在利益权衡之下，作出怎样的选择可想而知。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人民群众不可能直接行使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力，只能通过授权少部分人代为行使，所以公共权力又存在的必然性，因此，我们仅能从建立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角度来削减职务犯罪的机会。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分析，职务犯罪预防的情景模式设计可以从减少需要和加强制约两方面入手。

　　对物质和精神上享乐的追求使人性的必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都如焦裕禄一心为公，“物不求于裕随处足，事如能省即心清”，所以从尊重人性的角度，要保证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必须在物质上给予相应的支持，满足他们生活上的合理需要。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在实施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以来，担任国家公职人员的均是社会各界的精英分子，与他们的能力与付出相挂钩，他们的所得也应该维持在社会的较高水平。但是由于我国所处的特定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改革开放是活跃于市场的一部分冲浪者先富起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反映在经济上使国家不可能给与国家公职人员很高的俸禄。相比较之下，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