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进京，是随朋友从成都飞过去的。
朋友属虎，胆大。刚刚改革开放便辞职下海，靠银行贷款办起了公司，自任总经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生意自然红火。可他平时很少在公司谈业务，天天泡在茶楼酒桌上，说是勾兑。他曾酒后问我，知道什么是勾兑吗？态度有点居高临下！他说，勾兑就是业务，就是生产力，微妙的勾兑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不懂勾兑为何物的我，显然一头雾水。他还说，现在做事凭的是胆量而不是经验，胆大才能获得高额回报，胆小了什么也做不成，这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像得到过哪位高人指点而解开了人间密码一样，说话时眉飞色舞，那气势，牛！其实，他在原单位也就是个供应科长，大不了一正科级。可并没有几个钱的他，那年月办起公司来却是大手笔。办公室除配备了现代化的老板椅老板桌老板电话外，地上还铺就了花花绿绿的塑料地毯，俨然是五星级酒店的配置。书橱里没有书，只是些新旧杂陈形态各异的瓶瓶罐罐，说是文物。他还去市里物色了一辆几近淘汰的灰色上海牌小轿车，连同驾驶员一起租了过来，堂而皇之地做起了大老板，真洋气！公司虽小，可信封信笺公函介绍信，印得比省部级的还大。那时国有企业的大公司也不多，这种超规格的介绍信，自然会唬倒好多人。80年代，购机票须县处级以上单位介绍信，在成都民航售票处，朋友的超大介绍信真就发挥了作用。售票小妹儿看见精美介绍信上那颗硕大而鲜红的印章，似乎觉得来头不小，于是熟练地点清票款，温柔地把机票办给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朋友在那年月就能如此瞒天过海，让我们享受了一次县团级待遇，轻而易举飞进京城。

南方人初去北方，不懂冷暖，进门儿热出门儿冷，一不留神儿就感冒，于是发热咳嗽。在环境落后的地方举止随意惯了的人，不管东西南北华堂豪宅，都会乱扔烟头果皮纸屑，习惯性地痰如飞镖，任唾沫自由飞翔，哪管文明。凛冽寒风中我不慎感冒京城，不停地咳嗽不断地吐，于是便生出许多是非来。

进了京城，便想去触摸祖国心脏跳动的脉搏，去感受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站起来了的自豪。那天清晨去看完升国旗后，时间还早，便横穿长安街，想去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留个影。可是，一路走一路不停地咳，走到天安门红墙旁实在憋不住了，劣根性瞬间就暴露出来。我左顾右盼四下无人，便将嘴里早已包不住了的那一泡痰，往天安门旁矗立的塔柏就是一飞镖。谁知还没掉头，就被一京城老太太从身后揪住，她边戴袖章边细声说，同志，罚款五元！真傻！那是全世界瞩目的地方，能容你这乡村举动？老太太在迟钝地撕罚款单，我的脸却辣得像天安门城楼的红墙。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看看城楼上微笑着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在注视着我的尴尬，去金水桥留影的兴致，瞬间荡然无存。从此，我再也没有勇气去金水桥，那里曾经存放着我的尴尬。如今在我如山的相册中，也找不到站立金水桥上的靓照，实在是一种遗憾。

一天饭后无事，又想出去走走，于是穿上大衣，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顶风出门。京城的风忒大，厚厚的军大衣也时不时会被阵阵强风掀起来。在那又长又宽的京城大街上行走，东张西望，十分惬意。烟龄较长的我，免不了习惯性点上一支烟，在吞云吐雾间尽情欣赏首都的繁华。哪想手被冻僵烟没掐稳，烟头被风吹落。烟头落地便在风力作用下如同汽车加速的轱辘，飞一般离我而去。糟糕！我放开脚步急速地追逐那半截燃烧的烟头，想把它捡起来，以示我的文明。可风速太快撵不上，只好放弃追逐。哪想刚刚收腿立身，一个戴红袖章的人便站到了我面前，熟练地撕下一张纸片递给我，接过一看，又是罚单，票面上还印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