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逢共和国诞生60周年，阳春三月，一位来自井冈山的朋友带给我一包杜鹃花蜜饯，原本让我品尝当地的土特产，却令我想起了60多年前苦涩的童年。
　  杜鹃花呀，杜鹃花！杜鹃花的记忆积淀着多少凄凉和辛酸。
　  大约是1943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我们全家随父亲所在单位由上海向浙西、福建一带逃难。身患肺病的父亲承受不了路途劳顿的折磨，竟亡命于他乡——福建。我们没有留在沦陷区，没有遭受日本鬼子的直接践踏和凌辱，但是，自我们离乡背井的第一天，就日日夜夜遭到日本飞机疯狂轰炸追杀，天天处在生与死的搏斗之间，真是度日如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中的一家人，本来生活就极其艰难，父亲的去世，一个家庭失去了主心骨，就更是雪上加霜，哪里还有家可谈？
　  还能生存得下去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妈妈在父亲的坟头旁哭干了眼泪也难以找到答案。无奈，最终母亲只能牵着一个九岁、一个八岁的一双儿女的手踏进了孤儿院。

　  这是一所由两浙盐务管理局开办的慈幼院，抗战初期规模较大，除本院外在浙东、浙西一带还设有分院，收容战争中失去父母的难童达数百名。随着抗战形势日趋恶化，慈幼院经济拮据，院内生活愈加困难，逐渐缩减了规模，并迁到了福建松溪。我们入院时院址原是一座破庙，荒芜不堪，经过全院师生们一齐动手将所有的泥菩萨和垃圾清理出去后，才改建成简陋的慈幼院。

　  1943—1944那两年，慈幼院学生生活十分困难，往往一天只能吃上两顿稀粥。所谓稀粥，正如饥饿的孩子们抱怨的那样，“三粒米，两担水的稀汤”。有时难得见到有煮熟的黄豆，得一粒一粒地分着吃，每人能够摊上10来粒就够满意了。由于营养极度贫乏又缺医少药，不少孩子患浮肿病、鸡盲眼、疟疾、蛔虫病、疥疮等。年幼的孩子经不起折腾，三天两头有人病死、饿死。

　   为了填饱肚子，孩子们都本能地自找出路，年龄大些的去溪水里摸鱼，用自制的弹弓打麻雀；我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