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中西写作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文体的结构问题可以说是关乎整个写作成败的最为关键的一环。Ｊ·Ｈ·兰德尔说过，“结构是一切意思和意义的基础”，“没有结构的任何东西都不存在，都不可设想。”俄国作家冈察洛夫也很感慨地说，“单是一个结构，即大厦的构造，就足以耗尽作者的全部智力活动”，至于要安排一个好的结构，就“像喝干海水一样困难”。这些都足以见出文章结构的重要性。
 
    在我国，议论文的结构可以说多种多样。而在西方文体的写作中，尤其是以论说性的文章最为普遍。我们称之为议论文，他们一般称之为论说文（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英文习惯上将议论文分为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ｖ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劝说型）和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逻辑型）两种。前者是“动之以情”（ｔｏ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ｏｖｅ ｈｉｍ 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后者是“晓之以理”（ｔｏ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ｖｉｎｃｅ ｈ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ｂｅｌｉｅｆ），我们主要是研究比较它说理的那类。其实，一篇议论文经常是情理交织的，只是说理起主要的作用而已。那么，这两者各自是怎样来组织行文结构的呢？有何区别？我从申论写作中得到了一点启发，因此姑且从申论写作说起，来谈谈中西议论文体的结构差异。
 
    申论，词义源自孔子的“申而论之”，取申述、申辩、论述、论证之意。申论考试的内容、方法及其产生的测评功能，涵盖了作文和策论（古代科举考试中一种八股文考试形式，要求就给定题目论证某项政策或对策，撰写形式比较严格的论文）两种考试的基本方面。它类似于作文方式的一种——给材料作文，但是形式比较灵活，内容难度大得多。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新型的议论文。那么，它的行文结构有何特点？从它身上又怎样看出中西议论文的结构差异呢？
 
    一、“螺旋型”结构与“直线型”结构
 
    韩愈的《师说》大家都读过，作者使文章的结构上体现了一种回环曲折的文体效果，这也就是“伏应”的结构模式。自古以来，我国文章的结构就讲求“设伏”与“照应”。在议论文中，设伏多在立言的地方。当把文章的中心论点树立起来的时候，往往需要前设伏笔，后用照应。这种文体结构也被形象地称为“螺旋型”，意即文章是有曲有折的。由于作者是针对当时士大夫阶层以从师为耻的社会弊病而作的，所以他在文章前面写道：“……无贵无*，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中心只是一句“吾师道也”而不是“师其人”。这就为后面批判设下伏笔，最后结尾用“……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完成照应。在申论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有一篇申论是谈到当今的“公车私用”现象。材料给出了很多公车私用的具体事例，而作者没有按照常见的“三要素”来安排结构，而是首先借用一群众的话“对于当今的大量批驳公车私用，取消公车这种说法，我们到底是判车有罪，还是人有罪？”来设下伏笔，引出车和人的关系，然后再谈到人的作用，最后用中国的一句古训来照应作者开头设的伏笔，使得文章不落窠臼，结构非常有新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般在议论文的结构安排中，这种组织方式能够给阅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官享受。而在西方，文章采用的是“直线型”模式：即先提出主旨，再提供详细的分析和事例来论证，也称为“演绎推理”（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有一篇文章是讲“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ｒｅ，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ｈｏｒｔｌｙ ｂｅ，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ｅｖｅｒ ｈａｄ ｔｏ ｍａｋｅ”（美国人将在短期内会处于从未有过的重大生活调整时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