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结构是法定犯罪圈与刑罚量的组合，合理的刑法结构是刑法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前提和基础，刑法一旦存在结构性缺陷，将难以对法益进行完整、有效、充分的保护。中国金融违法犯罪屡禁不止、大案要案时有发生的现象，已经表明刑法在遏制金融犯罪的实践中遭遇困境，因此，有必要反思中国应对金融犯罪的刑法结构是否合理。

考察中国刑法关于金融犯罪的规定，很容易就发现其“厉而不严”的结构性特点。“厉”是指刑罚的苛厉，表现在金融犯罪的刑罚量偏重，许多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不严”是指刑事法网不严密，主要表现在金融犯罪的起刑点偏高，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刑法将“违法所得数额较大”、“较大损失”或“重大损失”结果的出现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实践中对这种数额的要求往往掌握偏高，从而将大量的金融违法行为排除在刑法的规制范围之外。

第二，刑法在金融犯罪领域设定了许多目的犯，将“牟利目的”或“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犯罪的必备要件，典型的有高利转贷罪、账外经营罪和金融诈骗类犯罪。这种制度设计带来的问题是，实践中不仅难以证明这些目的的存在，而且对于那些确实没有恶意占有目的，却明显带有欺诈性质的道德冒险行为，难以规范。

第三，某些金融职务犯罪的罪过形式不明确，如违法发放贷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等。理论上对这些犯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存在诸多争议，实践中也难以正确把握。事实上，由于实践中这些犯罪经常伴随着商业贿赂现象，从而使它们既有可能由间接故意构成，也有可能由过于自信的过失构成，因此，故意或过失的单一罪过形式，可能会放纵一部分犯罪行为。

“厉而不严”的刑事立法难以有效遏制金融犯罪。
首先，重刑并不总是有效的。现代刑事司法实践已经表明，单纯提高刑罚量并非遏制犯罪的有效方法。刑罚威慑犯罪的关键不在于其严厉性，而在于不可避免性。特别是在“高收益”的金融犯罪领域，如果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利益的驱动和侥幸的心理使犯罪分子容易忽视苛厉的刑罚。

其次，处罚权分流的制度模式难以实现对犯罪的预防。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