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精神卫生，立法
【中图分类号】13922．16；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9297(2004)01—00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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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弱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依法管理国家的精神卫
生事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纵观历史，人们发现，除
公共卫生外，再没有一个医学领域吸引了立法者如此多的关
注① ——早在1800年英国便颁布了《精神错乱者法》，其后欧
美、日本等国家也相继进行精神卫生方面的立法；其中英国和日
本的立法还经过多次修订；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则相继于20
世纪90年代初修订和颁布了“精神卫生法”。
此外国际社会对精神障碍者的权利保护、精神卫生立法等
问题的特别关注也不断增强，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国际性特别宣
言。世界精神病学会、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等国际机构还通过
了《夏威夷宣言》(1983)、《保障精神患者权利的声明》(1989)、
《精神患者的人权宣言》(1989)等文件。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精神卫生处又提出了《精神卫生保健法一 十项基本原
则》，作为各国政府制订和修改精神卫生法的参考。②
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起草工作始于1985年，至今已历时十
余年，修改了20余次，并于2000年被列为卫生部立法项目，2001
年12月形成了目前最新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2002年精神卫生立法被列为法监司重点立法项目，目前各方面
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当中。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工作的步伐已经大大加
快了，而且距离最终出台也应为期不远。同时有学者也意识到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亟须一部既适合
中国国情又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精神卫生法。那么怎样才能
达到这种要求，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在这部法律正式颁
布实施之前。从总体上说，不仅要对国际发展趋势和通行做法
进行深入理解和研究，更要兼顾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需要的、
已经久久期盼的，最好是一部“行之有效”的，而非“束之高阁”的
《精神卫生法》。
为此，本文中笔者将根据掌握的相关医学和法学知识，结合
在司法精神病学实务操作中的经验和体会，从考察人类对精神
障碍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以及现代精神医学的现状等基本问题
出发，结合我国的相关实际情况，对精神卫生立法工作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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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
《草案》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法学问题— — 自愿就医原则、医疗
看护制度以及法律责任中的一些相关问题，予以分析探讨，希望
能引起人们对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工作的真正关注，同时能对此
领域问题的学术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共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前言；第二部分，概论；第三部分，诊断和治疗；第四部
分，医疗看护制度；第五部分，精神障碍者的相关权利保障；第六
部分，关于法律责任制度中的若干问题。
第一章 概论
“精神障碍”是个古老而充满争议的话题。虽然其起因不
明，但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其进行控制的种种尝试和努力。尽管
“当前现实还难令人满意，最常见的几种精神病的病因仍十分不
明确”，⑧ 但人类目前主要还是通过精神医学对精神障碍进行控
制的。
第一节描述性概念
有学者指出，“精神障碍”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概念，它现在仍
在发展变化之中。参加这一实践的人并不限于医生和生物学
家，还有为数更多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
者、法律工作者和人类学家等。为了便于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
共同探讨这一问题，为了避免陷入一种“从一开始就纠缠于谁也
说不服谁的”的争论，人们采用了“描述性概念”的方式，即它本
身不涉及任何理论性假设，而只限于对事实和现象的辨认和界
定。④ 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能够使大家对所要探讨
的对象有一个相对共同的认识。
以下所要讨论的，也就是关于这样一大类现象，即在不同的
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群中，有些人的某些行为，与其周围
的大多数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大干世界，芸芸众生，人们
的行为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从根本上就否认差异的存在，
将很难获得一种共同探讨的基础。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行为差异，通常并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
注意。但笔者这里将要讨论的这种差异，之所以不能为人们所
忽视．不一定因为其已经达到了违反风俗、道德、行政或者法律
等等社会规则那样严重的地步，有时它违反的只是一种被称为
“残余规则”(residual rules)的东西。违反残余规则的行为使人们
感到古怪，但除了这种感受以外似乎说不出更多的道理，⑤ 比
如：有些人反穿衣服是因为他(她)认为这是其“表里如一”的一
种表达方式；或者喜欢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不认识的人，请他大吃
一顿；又或者睡眠很差终日觉得生不如死⋯ ⋯
① 引自，[英j威廉·f·拜纳姆著：《l9世纪医学科学史》，曹珍芬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243。
② 参见，刘协和：“精神卫生立法倾注对精神患者的关爱”，www．ejr．org．en／whd／14．htm。
③ 引自，沈渔 5主编：《精神病学》(第3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9月第3版第14次印刷，页ll。
④ 参见，许又新：《精神病理学—— 精神症状的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页4-6。
⑤ 参见，许又新：《精神病理学—— 精神症状的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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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尽管具体所指并不完全相同，但人类对这一大类
现象曾赋予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先知、中魔、附体、圣病、癫、狂、
痴、疯子、精神病、精神障碍、心理障碍等等，而相应的处理手段
也很不同。目前人类对此类现象已经基本达成一致，至少认为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差异”现象，是由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功能异
常造成的。甚至发现有些“精神障碍者”在其“头脑清醒”时，也
会认为其“精神活动功能异常”时的种种行为“有问题”。
这无疑会增强这种解释的可信度。
由此现代精神病理学也创造出～ 个重要的词汇来对类似现
象加以概括— — 自知力(关于“自知力”的探讨，详见本章第三
节)。
本文中笔者将这类现象称为“差异”现象或者“精神障碍”现
象，而将表现出这类现象的人称为“行为人”或者“精神障碍者”。
第二节跛足的医学
有学者称生物医学是“跛足的医学”。① 而如果将诊断和治
疗(或日对精神障碍的“控制”措施)这两大支柱相比较的话，笔
者认为从整体上说现代精神医学也是跛足的。
一
、现代精神医学诊断的尴尬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应在器官、细胞或生
物分子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学或化学的变化，都可以确定出生
物的或理化的特定原因，都应找到特异的治疗手段。② 按此理推
断，在产生人类精神活动的器官—— 大脑，也应当能够找到上述
变化，确定其特定原因，并找到特异的治疗手段。这在精神医学
领域中也不是没有：比如感染、缺氧、创伤对于智能障碍；嗜酒对
于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等等，可与医学中的其他亚学科相比，上述
情况所占比例实在太小了，除了少数几种能够被证明的中枢神
经系统器质性障碍之外，对于大多数精神障碍者，从脑电图到各
种影像学检查，从各种生化检查到病理切片，人们并未发现什么
系统的、有实际操作意义的证据。因此迄今为止人类精神活动
的具体生理、病理机制在生物医学上始终是个谜，生物医学病因
学在精神医学领域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它未能为人类，尤
其是人类在以法律调整相应社会关系时，做出人们习惯性期待
的贡献。
然而这恰恰更激发了人类对自身的精神活动机制进行不懈
探索的兴趣，包括医学在内的多角度的、尤其是在社会学参与下
的共同研究，导致社会精神病学在二战后确立了其目前在精神
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但尽管社会精神医学开始从更加广阔的视
角来研究精神障碍现象，可还是未能彻底解开人们心底的那个
谜团：精神活动和精神障碍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所以在现代医学中，迄今为止只有对精神障碍的诊断是以
症状学为主要根据的，而且精神症状只能通过精神活动异常的
人的外显行为，如言谈、书写、表情、动作行为等表达或表现出
来。③ 对于精神障碍的诊断，尤其是像“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
神障碍”等等这样经典的精神障碍的诊断，“症状学标准”这种带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1卷(第1期)
有明显主观评价色彩的标准仍占主导地位；而“社会功能明显受
损、现实检验能力受损”等“严重程度标准”，则更有赖于评价者
的主观认识。
因此，对于一个人是否存在精神障碍的评价，不是根据人类
精神活动状况本身，而是根据其“外显行为”，由其周围人来做出
的。所以与其说某人的精神状态正常与否，不如说某人的“外显
行为”正常与否—— 是否会被周围人定义为“差异”行为。
这种诊断方式需要一个前提条件— — “精神活动”与“外显
行为”之间在客观上存在一种绝对精密的对应关系，或者人们目
前已经有能力把握这种客观存在的精密对应关系。可事与愿
违，人类目前还没有能力完全把握这种精密对应关系，所以在实
践操作中常常遭到极大挑战，比如人们可能会问“医生预见严重
精神障碍者可能出现危害行为的准确性到底有多大”、“发病期
的精神病人能否有如同正常人那样的辨认和控制力”等等。④
与此同时，更为尴尬的是，对于这些“差异”行为，很难形成
一种绝对普适的、客观的、甚至是量化的评价标准。按照信息学
理论，对同一对象的同一信息的内容理解，不同的主体基于不同
的背景条件会产生歧义性，⑤ 由此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关于“对
与错”的争论，以至于“病与非病”有时变得很有争议，难怪在反
精神病观点看来，“发疯是为了构筑精神帝国，控制社会对离经
叛道的异端分子或替罪羊政治迫害的象征”。⑥ 现代精神医学的
这种诊断状况无疑会面临种种责难，尤其是对于立法者：法律还
应不应当相信现代精神医学?精神医学诊断应当在多大范围内
和程度上发挥作用?
需要明确，笔者绝不认为目前这种通过“外显行为”来判断
“精神活动”的诊断方式全无道理。而是要说明这种诊断方式往
往难以满足人们的“高标准严要求”。现代医学模式虽然在整体
上也完成了从生物一医学模式到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
转变，但这种转变更集中于对待病人的态度、治疗和护理等环节
上，如果仅谈及诊断问题，不会对笔者的上述分析产生影响。
二、以现代精神医学的治疗为主的控制措施
人类尽管可以弄不明白“精神障碍”为什么会出现，但总得
在其出现以后甚至出现之前就决定如何处理。对于人类历史上
所出现的种种处理手段，笔者将其概括为控制。而目前人类所
选择的控制方式则主要是由现代精神医学来承担的。
(一)隔离
历史上人类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控制“外显行为”或者“异
常精神活动”的出现与否而展开，并且看到了一些明确的效果，
但在根除问题上则一直未取得过成功。
对于各种控制方式的选择，曾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阶
段：驱魔、鞭笞、放逐、禁闭和隔离的分别使用或者并用。但人们
可能会发现：驱魔并不总是那么“奏效”；鞭笞除了在肉体上留下
了一些痕迹以外，并没有得到人们最想要的结果；放逐毕竟不是
长久之计，虽然那些“罐装”在能够四处活动的肉体当中的“异常
精神活动”暂时离去了，但“异常精神活动”还是不能被彻底消
① 参见，许又新：《精神病理学—— 精神症状的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页4。
② 参见，李心天主编：《医学心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页5。
③ 引自，沈渔 5主编：《精神病学》(第3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9月第3版第14次印刷，页24。
④ 参见，林准主编：《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页39～42。
⑤ 参见，熊先树、邬馄：《信息与社会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07。
引自，美罗 ．波特：《剑矫医学史》，张大庆等译，吉林人民 版社，2000年版，页448。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1卷(第1期)
灭，相反那些“还没有等到规定的时刻，船员和水手们就提前把
这些令人厌恶的受难者赶下船”【参见，余风高：《呻吟声中的思
索》，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页9l。】的做法，常常可能造成
这些“罐装的异常精神活动”到处流窜。而相比之下，隔离这种
方式恐怕是人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式了，因此“疯人塔”、
“疯人院”、“疯人棚”的形式有理由更易被人们保存下来，并“发
扬光大”。
(二)心灵隔离
如果说“醉汉之舟”或者“愚人船”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作品
里的一些意象，那么这正是人类对于精神病人态度的一种表达。
隔离是有形的，但在人们心灵中的“醉汉之舟”却是无形的，是一
直都存在的。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不能无视自己与精神病人之
间的那些“差异”。尽管这种“差异”并不清晰，尽管“差异”并不
一定都会出现危害，但谁也不能保证“危害”不会发生，更没人能
对其出现与否做到绝对控制。
而隔离这种方式有个优点，有利于消灭那些可能会造成危
害的东西，即使不消灭，也不会令人们遭受危害。所以没有理由
要求人们只有在看到具体的危害行为后，才对“差异”采取有形
的“隔离”措施，更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有形的隔离措施出现以后，
才在内心产生对“差异”的排斥感。因此“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