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事调解书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定位
    1979年刑法第157条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罪状表述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1997年刑法第313条对此罪状修改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把“情节严重”作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必备要件。1998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8年司法解释)，对有关法定的“情节严重”的内容作了列举式的解释。该解释规定：“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情节严重’：(一)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二)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三)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四)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押、殴打执行人员，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五)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六)其他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但是，由于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和近年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过程中，仍感到难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为此，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加大运用刑罚手段制裁拒不履行、拒不协助执行以及干预执行行为的力度。这对于有效地攻克执行难题，保证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得以顺利执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的权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民事调解书在《解释》中的地位

根据《立法解释》，本罪侵害的对象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虽然包含了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出的裁定，但并未将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直接纳入客体范围。在实践中，有些当事人为规避法律常采取假意调解而实质上拖延、躲避执行的办法，如“浙江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调解案①”， 陈建明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举家携款外逃，采取欺骗、躲避的方法抗拒执行。这个案件发生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前。按照修订后的法律，本案的处理反而会遇到诸多的困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调解书并非本罪的犯罪对象。这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困难。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调解书，是与判决书、裁定书同样体现人民法院司法权威、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的一种司法文书。从犯罪构成看， 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调解书与拒不执行判决书、裁定书具有相同内容，犯罪主体均是特殊主体，即都是负有执行法律义务的人，客体均是侵害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主观方面均是直接故意，客观方面也都是表现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因此，但民事调解书在《立法解释》后，出现了很大问题。“民事调解书书和判决、裁定一样，都是司法权的有形载体，均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对社会公众有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的规范作用。无论是拒不执行哪种生效的法律文书，都是对审判权的亵渎，如不及时予以制裁，都足以降低人民法院的社会公信力，损害司法权威。”事实上，一般公众并不能完全了解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或其他法律文书的区别，他们只认为这些法律文书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法律意志作出的，都必须依法的执行。因此，将人民法院生效的决定、通知、命令纳入本罪对象，有助于维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