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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严拒贿赂  　
    邹韬奋(1895-1944)，江西余江人，中国老一辈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从1926年起就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1930年春，有位读者写信给韬奋先生，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挥霍，生活糜烂，虽然年过五旬，仍逼迫上海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做他的小老婆，且婚礼之奢侈不亚于蒋、宋的豪华气派。
    韬奋先生看了信后，派人明察暗访证明那位读者来信属实，便对来信略作润色，加了编者按语，准备在“读者信箱”栏发表。
    正当稿件排印时，《生活》周刊社有人向王伯群告了密。王伯群慌了，连忙派了商务印书馆一位“交际博士”和一位韬奋先生的老相识，带了十万元光洋前往《生活》周刊社，同韬奋先生“谈判”。“交际博士”先开口:“邹先生，王部长最近拨了一笔公款，对上海各家报刊进行补助，贵刊是王部长特别爱好的，所以也补了一点。”韬奋先生问:“多少？”“交际博士”说:“不多，只十万大洋。”韬奋先生站起来，朗朗说:“王部长的好意我们领了，但我们是民间同人刊物，从不接受官方津贴。王部长的钱，我们不能收!”
    “交际博士”一听，说:“邹先生，您别误会，这不是津贴，是补贴。连补贴您也不收，就算王部长入股的资金吧!连股金你也不收，我们回去就不好交待了。”
    “我们刊物的股东早就满了，所以这笔钱我们不能收。你们转告王部长，如果他硬是钱多得没地方花，我看就把它捐给仁济堂吧。全国还有几百万受灾的农民兄弟嗷嗷待哺呢!”
    送走客人后，韬奋先生仍是愤愤不平:这些腐败分子，他们以为金钱是万能的，以为谁都可以收买，做梦去吧!
    过后不久，邹先生就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警告说:“你太不自量，你要小心!”
    文章刊出以后，在上海反响很大，《生活》周刊在广大读者中的威信更高了。邹韬奋严拒贿赂的故事也在同行和社会上传开了，大家都认为邹先生有骨气。■
 

朱元璋发现“新官堕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通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制贪污受贿的诱惑，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账。他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象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被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那些赃物，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见到。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收受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很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士兵，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赴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18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他说，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全都”云云，肯定绝对化了，但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这条定律还是能站住脚的。朱元璋发现的这条规律，背后大有道理。
  　

最早的贪官——羊舌鲋  　
    羊舌鲋(前580-前531年)，一名叔鲋，字叔鱼。羊舌鲋担任代理司寇后，处理一桩诉讼多年未决的土地纠纷案。当事者是晋国两个地位显赫的人物——邢候和雍子。
    邢候封地和雍子封地毗边，封地的界限没有严格划分。雍子扩大边界侵占了邢候封地，导致相互之间不断争夺。
    雍子得知羊舌鲋办理这桩公案，便抢先将女儿许给羊舌鲋为妻。
    羊舌鲋得到雍子的女儿，便不问是非曲直，宣判雍子无罪。由于他徇私枉法，后被晋国贵族统治者论律定为“墨”(贪以败官为“墨”)罪，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奴隶制的法典钉在耻辱柱上的贪墨之官。
   

官尊、官样及其他  
  近日读书，看到这样一则典故:明代三朝元老毕锵告老返乡时，毕夫人让家人在夜间从院中捡来砖石瓦块，用草纸裹好，放入箱内。这样一共弄了十八箱，然后打着尚书旗，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地坐着轿子回乡。有人禀奏皇帝，说毕锵从国库里搬走了不少金银财宝。皇帝马上传旨，把箱子全部押回殿内检查。箱子打开后，弄得万岁爷和文武百官目瞪口呆。这时，毕锵夫妇哭诉说:“老臣在朝为官几十年，如今两袖清风告老还乡，只因为害怕不光彩，才弄点砖石块做假。”
    毕锵为官之清廉，委实令人敬佩。然而，对于其“造假”之道，则不敢恭维。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三朝元老的毕锵假若两袖清风还乡，还不被人笑话？于是落寞到精心“造假”的地步，因此出尽了洋相，授人以笑柄。然而，更让人担虑的是，这种“官尊”、“官样”至今还在释其痢气，贻害非浅。不是吗？有些领导干部下基层检查工作，必小车一扑溜，前呼加后拥，前有摄像的，后有掂包的，似乎那才是“官尊”；外出考察，住宿必四星、五星，就餐必山珍海味，似乎那才叫“官样”；平日里坐车须进口高档的，全身上下须名牌包装，才觉有“官尊”；工程落成剪彩须亲为，训斥人须敲桌打凳，才觉有“官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果说，毕锵之受“官尊”、“官样”的影响，只是出于面子之计，并未有从行为上受到玷污的话，那么有的为官者不仅心态已经扭曲，行为也已经出轨，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人说，如今的腐败已不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的事，而是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马路上(车子)，立在小区里(房子)，挽在臂膀上(情人)。这些贪官何以敢如此明目张胆？除了其他原因，自跟其“官尊”该如此、“官样”该这般心理作祟有关。
    不妨信手拈来下面一则颇耐人寻味的报道:安徽大学生物系教师何家庆在绩溪县挂职担任科技副县长时，心系百姓，帮富一方，成绩卓著。离任时，“绩溪县县城万人空巷为他送行”。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他竟是20多名挂职干部中惟一没有被提升职务的。原来，他一者不懂“为官之规”，只出席过两次宴请，第一次先掏上15元钱作餐费，第二次则干脆不动筷子；二者他没有“为官之相”，整日翻山越岭，搞得自己疲骨嶙峋；三者没有为官之尊，一个人在山里钻来钻去，弄得自己灰不溜秋的；四者不懂“为官之道”，在他眼里，只有下边，没有上边。
    不必说贪官受“官尊”、“官样”陋念的浸染，即便是一些老百姓，有人也司空见惯。可不是？有的领导干部收入有限，可买了小汽车、住进了小别墅；有的领导干部的妻子、儿子凭着老子的关系，办公司做生意，大发其财。然而，总有人对此见怪不怪:“他们是当官的嘛!”在他们看来，当官就该发财，其生活就该高人一等。由此想及，在一些地方，明知是为官者腐败，民却不敢“告官”、“惹官”，怕也是受着“官尊”、“官样”观念的污染，因为在他们看来，“告官”便是犯上作乱，“惹官”终究没有好下场。于是，揣摩了这般心理，一些贪官亦因而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起来。
    “官尊”、“官样”害人非浅，当力除之。然而，它毕竟是沾染着几千年的尘垢而延续下来的，欲一朝除却，谈何容易!但假若为官者能一级带一级、一级查一级，并来个全党号召，何愁“官尊”、“官样”这一痼疾不药到病除？
             

朱元璋重法杀女婿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出生于元末贫农之家，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牛，后当过化缘和尚，受尽风栖露宿之苦，对官吏欺压百姓的事感受很深。当了皇帝后，他曾告诫百官说：“我以前在民间时，见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我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蠹害百姓的，严惩不恕!”
   他规定：官吏贪污至六十两银子以上的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当时府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成了剥皮的刑场，因此老百姓称土地庙为皮场庙。有 的衙门公座旁边还摆着塞满稻草的人皮，叫当官的触目惊心，警告他们这就是贪官的下场。
   其时西北少数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与中原汉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大不相同。他们平日吃的大都是牛肉和羊肉。牛羊肉吃多了，需要喝点茶，因此很需要中原的茶叶。而明朝赶走元朝蒙古统治者后，为了加强北方的边防，也很需要西北地区的战马。因此由朝廷组织了茶、马互市一一用中原的茶叶交换西北的战马。茶马互市，对明朝和西北少数民族都很有利。
   为了防止茶、马互市出现混乱，互市一律由朝廷主持，不准私人插手。但是一些投机商人和不法官员，为了赚钱，不顾法律规定，搞起走私的勾当来。 他们把茶叶偷运出境，用高价卖给少数民族，又偷运马匹入境，高价在内地贩卖。
   走私活动越来越厉害，朱元璋大为震怒，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走私行为。如果有谁违反，就要从重处罚!
   谁不知道朱元障的厉害?谁敢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因此禁令一出，投机商人和不法官员都害怕了，不敢继续作奸犯科了。只有朱元璋的亲女婿欧阳伦，还是继续大搞走私活动。人家偃旗息鼓，他欧阳伦却正好抓住这个时机， 扩大“业务”范围，谋取更大利润。我们现在称那些利用职权地位与上层关系谋取私人利益，搞投机倒把、搜括钱财的人为“官倒”。六百多年前的欧阳伦可算是古代典型的“官倒”吧!
   果然禁令下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欧阳伦就派管家周保，押了五十辆满载茶叶的大车，运往兰州一带贩卖。打算将卖到的钱，换成战马带回内地。
   一路上，关口的官员知道是附马的车队，谁也不敢阻拦，因此车队一直通行无阻。想不到车队快到目的地，就在兰州黄河大桥的桥头，出了“岔子”。
   原来负责守桥的小官，是一个忠于职守，不畏强权的人。车子一到，他立即下令停车检查。他很快发现车上装的全是禁运的私茶，便将车队扣押，准备 上报，等待处理。
   押车的管家周保，平日狗仗人势，一直专横惯了。他从车上跳了下来，指着那个小官的鼻子，大声吼叫起来：“你好大的胆子!这是驸马爷的车队，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难道你活得不耐烦了!”
   那个小官并不示弱。只见他挺起胸膛，坚定不移地说：“我执行朝廷的命令。就是皇上亲自派来的车队，也要接受检查!”
   周保受了顶撞，气不打一处来。他回头把手一招，身后立即冲出几十个如狼似虎的家丁。他们上前揪住小官，一顿拳脚，打得他鼻青脸肿，浑身是伤。
   车队扬长而去。小官忍着身上的疼痛，挣扎着从地爬起来，回家赶写了一道奏章，托人千里迢迢地告到南京朱元璋那里。
   朱元璋收到奏章，得知有人公然违反禁令，贩卖私茶，甚至殴打执法官吏，那还了得!但将奏章仔细一看，违反禁令的不是别人，竟是自己的女婿欧阳 伦。他派员经过调查核实后证明奏章上说的全是真话，不免为此感到为难，依法惩办吧!欧阳伦就得杀头。他一死，自己的女儿岂不成了寡妇?命运就悲惨 了。不依法惩办吧，朝廷的法规成了一纸空文，以后还有谁来秉公执法，又怎么能使全国百姓人服气呢?
   朱元璋毅然下令让欧阳伦立即自杀，将那个仗势欺人的周保判处死刑。同时根据罪行轻重，对那些追随欧阳伦作恶和平日包庇欧阳伦的官员们分别进行了惩罚
   另外，朱元璋专门派出使臣赶往兰州，对那个严格执法、不畏强暴的守桥的小官进行了嘉奖和慰问。 

历史上的三次大卖官  　
 
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卖官发生在汉灵帝称帝后的光和元年(公元l78年)。灵帝称帝不久，便感到与先前各帝相比，私财寒酸，帝威不高，于是巧立名目，广刮民膏。到光和元年，地方百姓油水被榨尽，其贪欲仍未填平。这一年灵帝颁旨在全国“大卖官”。帝旨一出，各地有财有势者踊跃认购求官。不久灵帝针对那些有心无财者又特行一条规定：无钱者可先行赊欠，需资到位后加倍清 偿。这一下绝大部分地方官位被抢购一空。但也有边恶瘦穷的地方，官位无人问津。灵帝又行一策：这些地方的官价可以讨价协商。这一下官市更加兴旺，后宫库银很快暴满。灵帝眼见敛财灵验，在同年再度下令：将朝中“三公”重位按每职一千万拍卖，“只留帝位不市”。史载，那些花钱做官的人在位时，“一利不兴，一弊不除”，恨不得揭地而成金。黑暗世道可想而知，黄巾起义由此爆发。
   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卖官在明未“南”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崇祯吊死煤山，福王朱由崧逃到南京称帝。这年九月，新帝为了豪夺民财，不顾灾难，在大臣马士英的建议下，批准在朝野中“大卖官”。具体办法为：取消延续数百年的生员(秀才)试取制，改为以纳银多少来定“名次”。一时间，各地“生员”云集。一个多月后，廷中又下令：县以上三级正官，一律以银竞争。一时间，南京城里民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贼如狗!”这种大卖官，后果是官僚机构庞大，冗员大增;新官候缺，旧官又想固位。于是众官拼命向上行贿，民怨沸腾。再加上其他虐政，这个“弘光”朝廷只在世一年零四天，便消亡了。
   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卖官自清朝中叶始。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是以“捐”之名，行卖之实。本意似乎堂皇，但网开一面之后，只要花钱，连朝中的品官也可捐得。由于各官捐的人多，清廷不得不以钱多寡论座次，将那些捐宫之人分为“新班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