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 (1785年一1850年)，清末政治家。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进士。任东河河道总督时曾尽力修治黄河。后任江苏巡抚，又兴修白茆、浏河等水利。1838年(道光十八年)在湖广总督任内，严厉禁烟，成效卓著，为禁烟派代表人物。同年12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与总督邓廷桢协力查办，严令英美烟贩缴出鸦片237万多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1840年1月任两广总督。6月，鸦片战争爆发后，严密设防，使英军在粤无法得逞。10月受诬陷，被革职。次年派赴浙江，协办海防。不久充军新疆，曾在新疆兴办水利，开辟屯田。后被起用为陕西巡抚擢云贵总督，因病辞职回籍。1850年受任钦差大臣，途中病逝于广东普宁。
    
    廉吏有三个层次之分。第一个层次是不贪不占，洁身自好，两袖清风，淡泊高洁；第二个层次是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第三层次当是视个人的荣华富贵如粪土，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刚正不阿，不怕“犯上”。虽然要做到第一、第二层次已属不易，然而，这只是廉吏的基本条件。第三层次才是更高层次的廉吏，要做到这一点，可谓难上加难。而林则徐则是明知“廉吏不可为……廉吏不可为而非为” ( 林则徐《云左山房诗抄·卷三》 ) 的人。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集中而鲜明地表达了这种信念和决心。
    
    早在 1833 年 ( 道光十三年 ) 林则徐在任江苏巡抚的时候，该地就因连年水灾，民不聊生，灾民“鸠形鹄面，扶老携幼，流浪四处，亦恐不被逼而倒毙，而流窃，而造乱……窘迫之状，已致极端矣”，为此，林则徐认为只有上奏皇上缓征漕赋、拨发赈银，才能“以苏民困，解燃眉之急”。但是，对漕政只有部分议事权的林则徐不能为此事单独上奏，需与两江总督陶澍一起才可。
    
    林则徐便上门与陶澍商量此事。陶澍说：“例行报告秋灾、请缓征赋已超过时限，即是急奏，亦大为迟矣。”林则徐说：“迟也当奏必奏，此事实在是不可不奏之急务也！”陶澍又说：“如此硬是不可奏而硬奏，必将上千圣怒，以至获罪……”林则徐说：“既是获罪，自由徐一人当之 ! ”
    
    正在两人商讨的时候，传来了皇上的圣旨。道光在谕旨中说“朕闻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道光在谕旨中还指责“该都巡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
    
    这一道谕旨让林则徐想奏请缓征漕赋、拨银发赈的希望，一下成了泡影。
    
    然而，想到风雨飘摇、百姓饥号的凄惨景象，林则徐“终夜辗转不能已”，至卯时，夜不能眠的林则徐终于躺不住了，对夫人说道：“事关民之生死，即便丢官获罪，徐某也将孤注一掷，为民争命矣！”
    
    林则徐不仅破格单衔上奏、公然与道光的谕旨对抗，而且在上奏之后，不等批复，又上了一份奏章，请求朝廷对常州府所属各县一律普缓。
    
    道光帝对林则徐的上奏果然大为不悦，即刻下旨，密令两江总督陶澍秘密调查林则徐奏请一事。幸亏陶澍在复奏中借“奉旨密查之所见”，侧面地支持了他，才幸免于难。林则徐顶着道光帝的压力，坚持以民生为国之本，实事求是，铮而不屈，深受当地民众的拥护，也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廉吏的忠心义胆。
    
    后人对林则徐的敬仰自然更多地出于他在禁烟运动中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林则徐禁烟抗英事业作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则徐为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无愧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林则徐的禁烟抗英斗争经历的艰难曲折、惊涛骇浪真是难以想象。也正是这场大义凛然、将自己的荣辱生死置之度外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充分显示了林则徐的廉吏本色。
    
    马克思曾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 1834 年 ( 道光十四年 ) “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他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拚命抵制，在 1837 年就已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顺利地偷运人中国。”
    
    英国鸦片贩子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掠走大量的白银，很快就扭转了贸易逆差。从 1833 年起，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无须向中国输入白银，便可以买得大量茶叶，转售国内和欧洲各国，牟取巨额暴利。鸦片带给中国的却是无穷的祸害，它戕害人的健康，麻痹人的智力和意志，败坏道德和社会风尚，引起社会生产力的萎缩，而且，由于在鸦片走私贩卖过程中的大肆行贿受贿，极大地加重了清朝政府的吏治败坏，国家民族由此面临财匮兵弱、存亡续绝的严重问题。这样，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便在鸦片流毒问题上日益明显化和尖锐化，禁烟与否，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瞩目的中心了。在清政府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严禁派”和“驰禁派”的激烈交锋。
    
    一向在“严禁派”和“驰禁派”中动摇不定的道光帝，权衡利害得失，不得不舍去鸦片利益 ( 关税收入 ) ，以求得清朝的长治久安，这才下了决心，倾向于严禁派，并于 1839 年 ( 道光十九年 ) 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禁烟。
    
    林则徐赴粤禁烟，真是阻力重重。这种阻力首先来自内部。那时，广州有十三家中国“洋行”，即由官方批准并授权的官商，他们垄断着对外贸易，利用职权，与外商相互勾结大肆走私贩卖鸦片，家家俱得暴利，聚得白银均超过几千万两。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大肆行贿，寻求保护伞。利用包庇走私贪污中饱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