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是国有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反腐、防腐方针的要求，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迫切需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既有利于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文化素养和道德情操，又有利于建设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为企业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思考一：惩治腐败光靠“严惩”是不行的 
      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意义重大，势在必行。有人说违法违纪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是因为惩治的力度不够，其实不然。 
       以史为鉴，惩治腐败最严的莫过于朱元璋。为了对贪官形成更大的威慑力量，朱元璋大量滥用律外重刑，刑罚手段令人发指。他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出使办事时私贩茶叶，朱元璋下令依法把他处死，惩治腐败的决心可见一斑。尽管朱元璋采取了重典的方法惩治官吏，但是仍然没有摆脱腐败的滋生蔓延，因此朱元璋到死都没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在临死前仍然在叹息：“奈何朝杀而暮犯”。

      当今，很多发达国家经济犯罪没有死刑，国外对政要腐败案的处理也是从轻发落。如：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因军事判乱和内乱以及在任期间收受贿赂4500亿元，三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7年，但时间不长就被豁免。意大利3位前总理克拉克西巨额受贿、安德烈奥蒂与黑手党相勾结、贝卢斯科尼涉嫌行贿等也只不过有罪轻判或辞职了事。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2004年世界廉政排名第5位，他们的成功在于建立起非常有效廉洁奉公的政治文化，使人们树立了堂堂正正地做人的准则。“如果你破坏了这个准则，你让所属的单位蒙羞，也为自己和家庭带来耻辱。”在廉洁奉公的政治文化之中，腐败分子就必然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1990年，当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涉嫌受贿被查时自尽而死，李光耀认为郑章远是因羞愧而自杀。

                  　　现代刑法学的开山鼻祖、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此，反腐败，既要严肃查处一些违法违纪的案件，更要注意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社会思想根源，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营造起一种“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理念，努力促进全社会形成“人人思廉”、“人人保廉”、“人人促廉”、“人人反贪”的良好文化环境。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努力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企业廉洁文化，使其成为引领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的持久动力。

                  　　思考二：制度建设是廉洁文化建设的有力保障
                  　　一种文化的建立，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建设企业文化，不但要从精神文化层面搞多种形式的教育、宣传，还应对制度、机制做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在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初始阶段，人们认识还不能完全到位，必须通过“规矩”形成“方圆”。

                  　　在133个国家廉政排名中，芬兰连续五年列为榜首。芬兰政府之所以能最廉洁，透明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是主要原因。公共部门一切公开，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例如开放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接受市民和媒体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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