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党治国的根本保证--浅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反腐败思想的沿革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领导中华民族不断求索不断奋起的征程中，没有一刻不与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每一位党的领导核心都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立党治国的一项大事来抓，在他们的理论中，反腐败的内容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体系，通过研究他们反腐败理论的沿革与发展，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我党80多年来反腐败的曲折历程，体会到我党坚持不懈地反腐败的决心，而且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快社会主义小康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反腐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特有气魄和高度政治敏感，在治党建国的长期革命生涯中，始终对反腐倡廉，予以特别重视。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他反复告诫：“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面)。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把反腐败斗争提到立党立国的高度，提醒全党同志加以注意。毛泽东同志对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席谈话以及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报告中关于全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敌人糖衣炮弹袭击等重要论断，都是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思想与理论典型表现。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及时抓住当时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向全党要求：“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48页) 1952年元旦，毛泽东同志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团拜会的祝词中庄严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一系列指示都贯穿着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把建立廉洁政治、反对贪污腐败作为建国治党的根本思想，成为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基础部分。可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以及使之转化为全党同志的共识，才使得我们党不断铲除消极腐败现象，取得反腐败斗争一个又一个胜利，使我们党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明确提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在他看来，坚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腐败，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听任消极腐败现象蔓延，即使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相当有成绩，也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无从谈起。因此，坚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腐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只有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高度，才能牢固确立“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的思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把二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既精心指导改革开放，又十分关注反腐败工作。他从时代的高度，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来观察反腐问题，强调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并郑重指出，“如果对此不严重注意、认真对待、切实解决，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为了使人们对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认识“提得高一点，看得深一点”，他从多方面、多层次反复论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始终不渝地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惩治腐败，坚持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一系列反腐倡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理论，有力地指导着反腐倡廉工作平稳健康地向纵深发展。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其险恶手段之一就是利用我们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大做文章。在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着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江泽民同志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局势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反腐倡廉进程中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时期反腐倡廉重要思想，把反腐倡廉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江泽民同志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江泽民同志指出，从本质上说，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与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党和人民政权，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他多次强调，要认真研究执政多年的一些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一些人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工作条件和社会影响，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想方设法地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的既得利益。如果在党内形成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党就必然失败。开展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要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二、反腐败工作要从领导干部抓起

“党是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是夺取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条件，同样，解决廉政的重点应首先放在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上。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中的表率作用。为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抓领导、以上带下的反腐倡廉策略和对策。

   一是提倡实行干部的低薪、节俭保廉制度，二是提倡实行干部定期参加劳动的制度，三是坚决执行严格的奖惩制度，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调动和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他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来打。他支持武汉市委公开揭露和惩处一批公然压制群众批评的领导干部，同时主张对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消除，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重惩处。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转西南局的“三反”报告，肯定邓小平关于如何开展“三反”斗争的正确意见，同时对于行动比较迟缓，领导不够得力者实行严肃的批评与督促。1952年12月31日中直机关的党委扩大会，就严肃批评了做得差的单位，并撤职查办了几名高级干部，从而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中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当作关键来抓的思想及措施，至今在理论和实践上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把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解决好全国其它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

   　邓小平同志以上论述，一方面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即反腐败斗争必须首先从党内反腐败抓起；另一方面强调，端正党风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做出表率，就能带出好的党风，有了好的党风，就能带出好的社会风气。小平同志这一观点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重要意义。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党更重视抓好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关于抓好领导干部反腐败问题做出了重要论述。他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思想上、政治上不强，不能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加强党的建设的关系，一手硬、一手软，党不管党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有的领导干部对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见微知著，而且在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还麻木不仁，甚至包着、护着，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查处的不查处。江泽民同志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角度，对妨碍和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作些分析，目的是希望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从严治党，深入思考贯彻这个方针为什么乏力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排除障碍，坚定态度，把中央关于从严治党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应当看到，我国现阶段的反腐倡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展的，面临着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由于诱发腐败现象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今后一个时期腐败现象还可能易发多发，反腐败任务仍然艰巨繁重。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认真贯彻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普遍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在反腐惩贪实践中毫不心慈手软。毛泽东同志认为，贪污腐败现象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毒”，是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腐蚀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