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灏哲　李丽娟　李九一

摘要：京津冀位于中國的“首都圈”，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严重制约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利用2000-2016年京津冀水资源利用与城市经济发展指标等数据，首先基于变异系数、锡尔系数对京津冀用水数量、用水结构与用水量效率进行时空分析;其次采用灰色关联法，探讨了水资源利用类型与城市经济发展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二次回归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对农业、工业用水的影响，并且重点分析了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活用水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受经济基础、发展条件等因素影响，各城市间用水类别空间差异较大，尤其是生活用水量与工业用水量空间不均衡度加剧，空间差异明显;（2）京津冀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指标与水资源利用类型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度，产业结构对水资源利用量的关联度最大;北京市生活用水量受城市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天津市则为工业用水量，河北省为工业、农业用水量。（3）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与各用水量之间存在较优的回归关系（p农业用水（0.61）>生态用水（0.48）。天津：工业用水（0.83）>生活用水（0.77）>农业用水（0.72）>生态用水（0.49）。河北：工业用水（0.79）>农业用水（0.76）>生活用水（0.75）>生态用水（0.33）。之所以京津冀三省市灰色关联度不同，是由于不同的用水类型与不同的城市经济发展是相互对应的，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会对用水量产生影响，反过来，不同类型的用水变化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变化。北京市生活用水（0.88）对城市经济发展指标的关联度最高，表明生活用水受到城市发展影响最大，生活用水量的变化能够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变化。目前北京市水资源紧张、用水压力大，生活用水量占据首位，如果通过转移人口、调整用水政策、水价等手段可以减少生活用水量，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就能使区域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天津市工业用水（0.83）对城市经济发展指标的关联度最高，表明工业用水受到城市发展影响最大。河北省的工业用水（0.79）、农业用水（0.76）则灰色关联度最高，表明河[hj]北省城市经济发展对工农业用水影响较大。

2.2.2 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回归分析

通过3.2.1小节的灰色关联分析得到，产业结构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较大，关系紧密。因此，在本小节将利用回归模型对产业结构与水资源利用类型进行分析。此外，京津冀生活用水量呈现明显的递增，成为用水量的大户，生活用水量与城市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因此也将对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1）农业结构变化对农业用水的影响。

将2005-2016年第一产业比重作为自变量，农业用水量作为因变量，基于eurequa软件进行曲线拟合，该软件可以同时拟合不同类型的函数，并返回各拟合函数的方程表达式，以及各方程的决定系数、相关系数、均方根误差、方程复杂度等指标，供研究参考。本研究通过不断尝试，从决定系数、相关系数、均方根误差、方程复杂度等综合考虑，构建了二次函数回归模型，结果见图8。

由图8可得，北京、天津和河北的第一产业比重都是逐年减少，伴随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农业用水量也呈现递减态势;造成农业用水减少的原因，一是通过降低农业种植面积，从而减少农业用水量;二是通过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减少高耗水型作物种植比例，间接减少了农业用水量。

北京市第一产业比重最低，2016年仅为全市gdp的0.51%，农业用水量为6亿m3，北京市经济主要以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为主，农业种植面积逐年减小，农业比重降低，因此农业用水量逐年递減。天津市的变化与北京市相类似，2010年以前，递减变率较大，2010年以后第一产业比重基本维持在1.34%，递减变率变小，表明天津市第一产业基本维持在瓶底期。2005年以来，河北省农业比例也在逐年下降，使得农业用水递减。但是一方面由于体量大，农业用水量仍然居高;另一方面，由于河北省冬小麦的种植面积较大，但该地区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而冬小麦种植主要依靠超采地下水灌溉，是造成区域地下水超采的主要原因。另外，河北省农业用水存在浪费也是一个原因，2016年河北省农业有效灌溉面积4 457.6千hm2，而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仅为1 800千hm2，大水漫灌现象还比较普遍，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67，与发达国家0.7～0.8的水平还具有一定差距。因此，河北省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仍亟待加强与提升。

（2）工业结构变化对工业用水的影响。

分别选择2005-2016年第二产业比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以下简称工业增加值）与工业用水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见图9。北京市工業用水量伴随第二产业比重下降而下降，在2008-2014年期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团簇”现象，即第二产业比重在此期间稳定在21.31%～23.33%，变化率不大，而工业用水量也停滞在5.08亿m3上下波动，这反映了一个过程，在前期，通过转移与关停重化工等高耗水的产业，从而使得工业用水呈现快速下降，但是当下降到一定阶段时候，出现了瓶颈期，工业用水下降速率变缓，当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20%以下时，工业用水量也相应陡坡式下降到3.8亿m3;工业增加值与工业用水量也呈现类似的变化。河北省工业用水量在2005-2014年变化呈现一种波动式下降的趋势，总体上是递减，但在小范围内波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河北省比较独特的工业结构，河北的高耗水产业比重较大，钢铁、化工、火电等高耗水行业占65%以上，粗钢、成品钢和生铁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5%以上，焦炭产量占全国的14%，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因此河北省在这样较短时间段内想要彻底淘汰一些高耗水的产业比较困难，但是从外部经济形势来看，为了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得萎缩或者优化一些高耗水的重工业。

天津市则有所不同，天津市的第二产业比重逐年降低，但是工业用水量则是上升，从工业增加值与工业用水量来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即工业用水量是从曲线底部开始缓慢增加，这就说明天津市工业节水空间开始萎缩，但是工业产值是逐年增加的，工业规模在不断扩大，从而引起用水量的增加。

（3）城市经济发展指标对生活用水量的影响。

生活用水量的变化受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因此为了更加清晰的反映生活用水量的变化特征，故选取城市经济发展因子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城市化率、人均gdp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四项指标与生活用水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图10。各回归因子与生活用水量之间均存在拟合度较高的回归关系，更加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活用水量之间关系最紧密，对生活用水量的变化影响较大，其中北京市的拟合度最优，拟合优度r2均高于0.87。

生活用水在所有供水中是首要满足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城市水资源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给原本严峻的水资源供给形势增加了负担。水价能够从经济学的角度反映了一个城市生活用水量的变化，一般情况下当区域供水丰盈时，水价相对较低;相反，当水资源供给紧张时，用水需求增大时，水价会随之提升，因此，再选取水价与生活用水量进行分析[32-34]（由于河北省各地市水价资料不全，暂未分析河北省），结果见图11。

由图11可得，天津市的随着水价升高，生活用水量有所下降，但随着水价的继续升高反而用水量剧增。北京市则表现的更为显著，水价的抬升并未阻止生活用水量的增加。由此看可以看出北京、天津居民经济基础好，可支配收入高，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居民的用水观念，这两个城市居民生活要求质量高，除了满足正常的用水基本需求外，也更注重了高层次的用水享受，因此，水价的增加并未给其经济上带来较大的负担，所

以他们的用水行为是需求大于经济成本，所以单纯通过上调水价并未对这两个地区产生较大影响，也反映出城市在制定水价方面还存在漏洞。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

（1）基于锡尔系数、变异系数计算分析，京津冀地区各用水类型空间变异程度不同，其中生活用水量空间不均衡性与差异性最大，工业用水量的空间不均衡性有减小的趋势，表明用水量的变化是与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针对不同城市的用水结构特点，将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划分出农业用水占主导、生活用水占主导、生活用水与工业用水共同主导等类别。伴随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京津冀地区用水效率普遍快速提升，用水效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其中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的空间差异较大，波动起伏明显，万元gdp用水量后期总体持稳，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变化幅度不大。

（2）基于灰色关联分析，京津冀水资源利用与城市经济发展指标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性，产业结构变化对水资源利用量影响最大;北京市生活用水量受到城市经济发展影响最大，天津市为工业用水量，河北省则为工业、农业用水量。

（3）基于回归拟合，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与水资源利用类型之间均存在较优的回归关系。北京、天津市生活用水量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人均gdp等指标的影响较大，决定其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多寡主要取决于需求行为，水价的提高并未直接起到抑制用水量、节约用水等作用，这也反映出城市水价仍存在一些问题。

3.2 政策建议

（1）以水定城、以水定产的核心就是要把水资源作为刚性前置约束条件，重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力，充分依据城市水资源禀赋，控制城市发展规模，确定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结构，以实现城市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北京市、天津市是首都圈中最为重要的两座城市，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因此该区域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以水定城就是根据城市水资源条件，合理控制北京、天津城市规模，逐步将人口向外围周边区域引导疏散。天津市在产业发展中，充分考虑城市水资源利用水平，发展低耗水、节水产业、逐步改造或淘汰高耗水产业。

（2）河北省农业用水比例较高，尤其是冬小麦的种植面积大，抽取地下水进行灌溉现象普遍，导致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不高，因此河北省在调整农业结构、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仍亟待加强与提升，因地制宜发展节水农业，不断优化升级种植结构。

（3）重新审视现有水价的不足，科学制定更加具有弹性的水价，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推进节约用水。从以上分析得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由于城市整体经济基础好、竞争力强，因此定居在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较高，现有水价并没有很好起到节水。从经济学需求理论来看，水价的升高能抑制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但是反观用水现状，生活节水收效甚微，这暴露出现有水价的制定存在滞后与不匹配性。因此必须要综合考虑不同地域的经济条件基础、居民用水行为等因素，深入研究不同城市水价与水消耗的内在关系以及定价的福利影响，科学制定更具有弹性的水价制度，做到因地制宜。此外，对居民进行节水宣传与节水教育亟待进行，这能从源头起到节水效果。因此可以将节水教育纳入作为大中小学的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的节水意识，从而带动全社会，最终培养与形成全民节水习惯、节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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